和夜裡遭到強姦的婦女至少在千人以上。“但是在馬吉牧師的信中，此處應正確譯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前引資料集2，第三十四頁）。
鈴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數充其量定為十二人，這自然是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定出來的。不過，正確地應當說這是一起由八個以上軍官和士兵所強姦的超過七名婦女的案件。因此，應把“充其量總共只有十二名”改為“至少也有十二名”。此外，我還想提請注意該委員會所報告的一個事實：在廣東路某處，從十三日至十七日，有三十多名婦女被強姦。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第二天即十七日還有三十四名（十七起）婦女被強姦。除此而外，大學對面和第二條馬路，各處都有人被強姦，而且在五臺山小學也有許多人被強姦。
然而，這只是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記錄中所看到的，不能認為是在安全區發生的強姦事件的全部。馬吉牧師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強姦事件寫道：
“從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來報告強姦事件。即使在我們熟悉的人們當中，亦有一百多名婦女被日本兵強行帶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學圖書館的職員。但在自己家裡被強姦的人肯定要多幾倍” （前引書2，第三十三頁）。而且，前面所說的貝茨博士是當時管理金陵大學的負責人，該校收容了三萬名難民。他和安全區委員會分別每天向日本人使館報告在其管轄範圍內所發生的日本軍的暴行事件。他後來還作為證人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當時曾就十六、十七日所發生的強姦事件作證說：“我曾報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軍從南京大學帶走了許多婦女，而且又於第二天報告說，前一天晚上日本軍強姦了三十名婦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憲報告說：”你所見之處以及你的鄰居所見之處，正在繼續發生令人可怕的殘酷行為。‘我於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報告了前一天晚上發生在南京大學（金陵大學。——洞富雄注）校園內六座建築物裡持續進行的強姦事件。“（前引書2，第五十三頁）
鈴木明難道也能斷定這些證詞是虛假的嗎？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馬吉牧師把十六日夜裡至十七日白天被強姦的婦女定為一千人，這也是大致推測，但僅根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所列舉的，說實際受害人是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內的二十五萬乃至三十萬市民中，有十五萬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區內避難。管理這一包括十個難民收容所在內的安全區委員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國的委員助理，其人數也是屈指可數的。在這種情況下，委員們不可能聽到發生在安全區內的所有事件。而且，可以想象，即使收到了報告，也不可能如數報告日本大使館，而且關於強姦等情況，受害人及其家屬大都隱情不報（參照本書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頁）。再有，就安全區的委員們而言，在安全區以外的市區內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們就不得而知了。
馬吉牧師估計，從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強姦的婦女有一千名，這是根據日本兵橫行不法。使全市處於恐怖狀態之中和獸性大發作的傳聞而作出的大致推測。當然， 這可以說“不具體” 。但馬吉牧帥所說的一千名婦女被強姦“，鈴木明說”是抽象而誇張地解釋了這份記錄“（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記錄。——洞富雄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八頁）。對鈴木明的這種簡單的解釋，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學博士貝茨曾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作為證人作證說，僅根據“安全地帶的國際委員會報告”，在南京佔領後不到一個月，“估計發生強姦事件八千起” （《遠速》，第三十六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五十頁）。另一方面，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人拉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國駐上海總領事的信中寫道：“強姦了約兩萬名婦女” （《遠速》，第五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六六頁）。拉貝所說的兩萬人大概是對全市被害人數的估計數。說八千起事件也好，兩萬人也好，我也不是不覺得有些誇張，但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也是辯護人的博學之士瀧川政次郎博士，曾於南京淪陷後半年訪問那裡時記下了這樣一段話：“據我所乘的人力車車伕對我說，現在南京市內，沒有一個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九十六頁）
對馬吉牧師的手記表示懷疑的鈴木明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他說：
試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記裡馬吉寫有這樣一段話：“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