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的日譯本是由矢內原忠雄翻譯的，在戰爭期間出版。人們認為，可能由於書要被檢查，因此他對某些情況略而未譯，但看了原著後，才知道它還是一個全譯本。那末，克里斯蒂為什麼不去特別寫旅順大屠殺事件呢？實在令人費解。但在該書中也可看到關於日本軍暴行的若干敘述，茲介紹如下：
日本軍不斷進軍，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地佔領了旅順、開州、海州等。
幾個城鎮和村莊遭到破壞，許多無辜市民被殺，幾百個人在嚴寒的冬天流離失所。
克里斯蒂所說遭到破壞後許多居民被殺的“幾個城鎮”，其中當然包括旅順，但那裡平時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為戰火所迫而逃入該市，或有許多散兵換上便衣後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會有多達兩萬的中國人被屠殺。
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第九章）、有賀長雄的《日清戰役國際法論》和中冢明的《日清戰爭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順屠殺事件，雖然我過去不知道這些情況，但也決沒有想到會發生那麼嚴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為歷史家來說，這是天大的無知，其可恥的失策已經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旅順大屠殺事實上是存在的。
我是透過藤島守內的《屠殺之地‘滿洲’之行歸來》其一、二（載《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號）才確認這一事實的。據說，藤島從瀋陽遼寧大學的教師們那裡獲知旅順大屠殺的有關資料，那就是事件的目擊者英籍船員詹姆斯·艾倫所寫的《旅順落難記》（中譯本）。藤島回國後，在國會圖書館裡找到了艾倫用親身經歷寫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Flag， 1898。），並對其內容大要作了介紹。書中說，一受害者達六萬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寫的《“東方史”和“亞洲史”》一文（收錄在《近代日本歷史學的發展》，下冊，青木書店出版），瞭解到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 的記述及其所引英籍國際法學者霍蘭德著書（Thomas E。 Hola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898。 ）研究的情況，不要說是受害人數達六萬人，就是說兩萬人也言過其實。儘管如此，我覺得居住在旅順或在那裡避難的中國人多半被殘酷殺害，這是必須確認的事實。與此有關，還可看到兩、三幅隨軍畫家所畫屠殺的場面，那是公開出版的。
在已經獲知這一事實的今天，擺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務，是要對日本軍的殘暴性弄個清楚。
誠然，日本軍隊殘暴成性，由來已久。但事實上， 這個軍隊隨著時代的發展，越發殘暴。對於在日本軍隊中所反映出來的這種素質變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年輕軍官“勇猛”無比
在檢查官審問武藤中將的記錄中，還能發現如下問題。檢查官問：“你知道在中國和菲律賓許多無辜婦女和兒童被殺害，有的被強姦，不感到良心上的責備嗎？”武藤中將答：“在南京和馬尼拉發生暴行後，自己覺得身為與這兩起事件有關的參謀官員， 感到在日本多隊的教育中缺少點什麼。 ”檢查官認為好極了，就插話：“你認為在軍事教育中缺少些什麼？”武藤避開話題說：“在南京和馬尼拉施加暴行的軍隊是緊急動員來的，未受過正規的軍隊教育。”他還就日本軍隊的暴行以南京事件為契機在高階軍官中有所反映的傾向發表議論說：“這證明日本人的素質和人格逐漸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改善家庭和學校教育。”這是非正式的議論，它歸罪於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將所認為的那樣，南京佔領軍之素質所以差，那是因為日本軍的大部分是未經教育的補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趕赴戰場的預備役士兵，也許可以這樣說。對此，崛場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第七五九頁）中說“這些問題應當僅指責軍隊嗎？軍隊的成員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毋寧說國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況是未經教育且年紀較大，而應徵入伍的人素質較差且問題較多，則是經常性的。”
但據我的曾當過南京佔領軍通訊兵的義弟說，滿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輕軍官和士官候補生。所謂“年輕軍官和上官候補生”云云，在舊著《日本近代戰史之謎》中有所記述，但根據以平岡正明為中心的五人採訪小組的調查、採訪、研究和執筆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戰》一文中，引用了這些情況，說：“這可能像洞富雄所說的那樣。我在這次調查範圍內，也從舊軍人的回憶中，聽說日本軍的頑強性和殘暴性，主要在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