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死地，甚至在幾個所屬的島嶼上，還發生了強制居民集體自殺的事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結果部隊長卻活下來當了俘虜）。不僅如此，當迎擊美軍進行本土決戰時，甚至有像大本營某參謀那樣的人向坦克部隊發出指示：開過去，對擠在路上正要逃向內地避難的民眾們，毫不客氣地壓死他們，前進！”（司馬遼太郎和鶴見俊輔對談：《歷史中的狂與死》，載《朝日雜誌》，一九七一年一月號）軍人們不許本國民眾投降，以至於要他們一起幹，直至戰鬥到死，併為進行有效的戰鬥，竟然用咱己的雙手，透過殘酷的手段，把他們當作犧牲品而毫不介意。
軍人們的精神狀態自然，可能是其在戰爭本期所反映出來的一種瘋狂性，而其本質必然歸之於透過軍隊教育所灌輸的“軍人精神即法西斯主義者的精神結構”。
像山岡所說的那樣，日本人所以若無其事地對中國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說是由於對中國人採取了強烈的蔑視態度。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膽敢做出蔑視中國人的行為，還是從日俄戰爭後不久開始的。
那是發生在東北地方（舊滿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師這樣說：
日本軍在以前的戰爭（日清戰爭）中的正義和仁慈得到讚揚，而一切放蕩行為卻被忘記得一乾二淨。今天是戰勝者應同滿洲農民結為永久友誼的大好機會。屢次苦於戰亂的這些農民們，把日本人當作兄弟和救星表示熱烈歡迎。於是就很容易地開拓了長期佔有這塊國土之途徑。而且許多人是這樣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當局的領導人和高階官員目的何在，普通士兵和來到滿洲的一般人民是沒有能力認識他們這種地位的。他們的看法是：打敗了一個大國的人民，日本是最優秀的，應該無視中國。由於他們頭腦中存在這種思想，因而不是作為救星而是作為勝利者來到中國，把中國人看成為被征服者，予以輕蔑對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國內最低下、最惡劣的一部分群眾進入中國。中國人像以前那樣繼續受苦，失望的情緒越發使他們怒不可遏。今天戰爭已經結束，留下來不走的許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繼續進行剝削和不法行為，因此中國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說：“俄國人有時也沒收我們的財產，但許多人則付出了四倍於價值的錢。日本人儘管說要付錢，而實際上卻連價值的四分之一的錢也沒有付給我們。於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對日本人表示厭惡，對他們的動機存有猜疑，不願同他們合作共事，這種傾向有增無減。要徹底消除這種感情是困難的。”（《奉天三十年》“，下冊，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頁）
克里斯蒂牧師把日俄戰爭後來到東北的日本人說成為“日本國民中最低下、最惡劣的一部分群眾”。誠然，在他們中間可能有許多低下、下流的人。儘管如此，是否能說他們是日本人中間最差的呢？如果他們壞，是否可以說，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壞，或變得壞起來了呢？
前面談到的是預備役兵和補充兵的暴行問題，現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於農村計程車兵的“殘暴性”問題，這是個與上述問題有關的經常遇到的問題。
崛田善衛以南京事件為背景寫了一篇小說，題目為《時間》（發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號《世界》上）。作者透過主人公中國人陳某的口提到島田這個農村出身的樸素的勤務兵，說：“樸素——但我知道，與城市工人相比，他們更加殘忍。”
在膽敢進行殘酷行為計程車兵中，較多的人出身於農村，這或許是真的。但即使有這種事實，那也不能說明農民本來是殘酷的或野蠻的。因此，我很難同意這樣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軍的殘暴性是潛伏在日本社會日常生活中的殘暴性在這種場合的反映。當時，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農村的落後性。”（《朝日新聞》專欄，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認為，日本農民本來是善良和樸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們在維新變革後，有一種封建的、恐怕帶有殘暴性的武士社會的思想和習慣，作為“國民道德”強加在他們頭上，而且還得到了神國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的灌輸。於是，樸素的農民一直接受這種思想的灌輸，他們成了法西斯軍隊的兇猛的戰士。我們必須這樣理解。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日本人強加於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過，是日本五十年來宣揚‘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前引《馬尼拉的悲劇》，第一九六頁）。中國作家夏衍也這樣認為：“在過去一段時期裡，軍閥、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統治了整個日本，他們把自己本階級的性格強加在日本人民頭上。完全推蓋了‘人民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