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帶走一趟，在那約兩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讓他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廢和遭受破壞的情景。這些地區，在六個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也是中國最繁榮的地區。
如今，要說旅行者所見到的，只是被轟炸蹂躪的城市，化為灰燼的鄉村和小鎮，農田荒蕪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婦淒涼地耕種著“福地”。
牲口有的被殺掉了，有的被搶去了。凡是有現代化裝備的野蠻軍隊所能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日本軍隊是樣樣都做到了。
但是，被趕出家門的這些農民，現在在哪裡呢？
無數人被殺。也有人成了終身殘廢。可是，寄身於難民收容所或躲在山洞裡的人，他們不敢回到荒蕪的田地和被搶劫一空的店鋪、遭受破壞的工作單位。即使他們想回去，瘋狂發動戰爭的日本軍也是不會允許的。
事實如此，但日本軍恬不知恥，他們控制通訊網，向全世界宣傳說，讓中國人返回故鄉， 過著充滿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六十五頁）。
林語堂在他用英語寫的小說《暴風雨中的樹葉》（ALeaf in the Storm， 1931）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戰役而產生的難民問題這樣說：“南京已於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萬人以上。此外，還有數百萬人離棄了他們在沿海地方和農村的家，乘坐輪船、帆船、汽車，或徒步行走，前往長江上游……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人民的流動。數百萬人離棄了他們的家和城市，越山過河，從難以理解的敵人在難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幹的大量屠殺中逃脫出來，從沿海地方流入內地。”
關於在上海和南京之間遭受戰爭禍害的情況，埃德加·斯諾曾受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委派進行了調查，結果情況敘述如下：
調查只在南京附近四個半縣進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萬。但遭受破壞的建築物、家畜、大型農具、儲藏的糧食和農作物，全部損失近四千一百萬美元……據救濟人員按戶調查集中起來的資料，雖不完全，但清楚地說明日本軍殺害農民的數字，男的為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為四千三百八十人。而且在被殺害的農婦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歲以上……順便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調查資料不過是在這四個半縣花了一百天時問調查所得的情況（《為亞洲而戰》）。
斯諾受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委派進行調查的結果，反映在前已列舉的《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 中（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頁）。總之，斯諾所列舉的數字，大概包括戰鬥破壞的情況，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這樣，必須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損失也很大。它明確告訴我們，日本軍進行了瘋狂的攻擊，其屠殺和暴行也是肆無忌憚的。斯諾還說：“在上海和南京之間的進擊中，估計有三十萬人為日本軍所殺害”（這個數字似乎根據田伯烈編寫的書所反映的材料〔前引書2， 第二一頁〕）。如果在南京附近四個半縣的一百零八萬居民中，有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人死於戰爭，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帶的居民犧牲達三十萬人這個估計數字，也不能認為是不得當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兩軍對戰中受連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實是，認為被屠殺的民眾很多，那是意想不到的。
一九七一年間，發現了兩、三份新的證詞，那是過去從未見到過的。提供證詞的人是日本方面的有關人員，他們在當時日本軍從上海或杭州灣進攻南京、急起追擊中國軍隊時目睹了屠殺事件。那就是曾在杭州灣登陸的第十軍所屬某師團當隨軍攝影記者的河野公輝和居住在水產市的田所耕三所發表的談話，他們接受了太平洋戰爭研究會——在《朝日藝能》週刊中連載過《太平洋戰爭紀實》——編輯的採訪。談話的內容可能多少有些誇大，但毫無顧慮地道出了日本軍隊的殘忍和冷酷無情的所作所為。關心此事件的人希能看一看森山康平編寫的《證詞記錄：三光作戰》一書（一九七五年出版）。在閱讀此書時希能注意一點，即河野說他所參加的部隊是登陸杭州灣的第十軍。直截了當地說，是參與攻入崑山的部隊，故那是第六師團。但第六師團又由崑山轉向進攻，因而並未攻向蘇州。所以蘇州的“實驗談”，實際上是從在徐州戰役時開始從軍的第十三師團（在進攻南京時屬上海派遣軍領導）計程車兵那裡聽來的。
這樣，日本軍從上海攻防戰轉向進攻南京的追擊戰這個階段開始，早已對中國人民施加慘絕人寰的暴行。其實，在進攻南京前五個月，自爆發了所謂“華北事變”以來，日本軍已在華北各地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