頷時幾乎未受損害。
在日本軍的統治下，市區街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連日來，天天都有新的縱火事件出現。現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東路、國府路（今長江路——譯者）、龍江路。市南全部地區以及夫子廟全遭掠奪、燒燬。
打個百分比來說，被燒燬的街道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軍發現了許多丟棄的軍裝，正好給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論據：有許多中國兵留在避難區。
他們雖然幾次三番徹底搜查了避難所，但實際上沒有花力氣去搜查士兵。相反，他們先是信手帶走青年，後來又藉口什麼理由將引起他們注意的人全部帶走。在市區內，中國人沒有對日本軍開過一槍，而日本軍至少槍殺了五千名中國人。為了省去掩埋屍體的工夫，日本軍大抵都把屍體丟入江河中、在被槍殺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員和從事水電工作的無辜工人（中略）。
其他關於悲劇的話題，牽涉到對許多少女和婦女進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們連幼小的孩子也不放過，這種情況屢見不鮮（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臨時自治政府成立，並正式發表宣告。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掛起了五色旗，同時蘇聯大使館（旁註原文如此。
——譯者）被火燒，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勉強成立的，直到今天它還毫無統治能力。中國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給予援助，而另一方則予以拒絕。有教養的中國人依然表示沉默。紅十字會申明，自治政府只為發展中日某種共同事業而進行合作（《遠速》，五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六九至一七○頁）
這一普通報告所記述的關於日本軍對南京市民進行屠殺、強姦、放火、掠奪等所犯下的罪行，與埃德加·斯諾所寫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僑親眼目睹和直接聽到的事實，它記述了日本軍佔領南京後一個月內的情況，是秘密記錄。我認為，記述的內容雖不那麼詳細，但總可以說是有關南京事件的重要資料。而且據推測，筆者德國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設定“安全區” 的“國際委員會” 主席拉貝（John H。 D。 Rabe，西門子洋行職員）。
國際委員會主要就日本軍對安全區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報告，它已由徐淑希教授編輯出版，題為《南京安全區檔案》。其中一部分內容也被收錄在田伯烈編寫的那本書中，這已在前面介紹過了。這些報告列舉了從十二月十日以後到次年（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間連續發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駐南京大使館提出過二十餘次。內中報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軍人的犯罪事實。另外，國際委員會委員之一、金陵大學非常時期委員會主席貝茨博士根據拉貝主席的建議，在日本軍人城後，除以國際委員會的名義外，又單獨用打字稿幾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館提出一份報告，內容是反映日本軍在安全區內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學裡的犯罪事實。貝茨教授把這些報告中的部分內容抄錄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宣誓口述書（檢證二二四七）中，它是為檢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準備的（貝茨以證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於他是知識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書，而是應檢察官的直接訊問，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本方面提出這些報告外，又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提出了綜合報告，內容是關於在美國國旗下保護難民的金陵大學遭日本軍破壞的情況，其概要情況已在上述宣誓口述書中談到了，這裡介紹如下：
在這些報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館提出的報告。——洞富雄注）中反映說：一般武裝士兵非法進入金陵大學一千七百二十次，為進行強制勞動而強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凌辱婦女二百九十人，殺傷事件超過六十起，還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毀美國國旗七次。在此報告中未包括這些情況：有記錄在冊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轉移和強制勞動，據說因他（她）們過去曾在中國軍隊呆過，而現在避難於南京大學（金陵大學。——洞富雄注）
內。毫無疑問，日本軍的凌辱和暴行的實際件數要比報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顯， 那是由於沉默，或擔心報復而不願多提出來（前引書1，第五十七頁）。
可以這樣說，參加攻打南京戰鬥的日本軍官兵中，過去根本沒有人對身臨其境的屠殺事件講過話。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開始能夠看到了兩、三份這種證詞和坦白材料。這裡介紹兩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為士兵參加南京攻陷戰的人們說的。
生於東京的岡本健三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