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慾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
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捨本事而事末作。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證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十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嵩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