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王，一直到後來與王權直接相連的“九五之尊”。但我確實沒有找到中東與“九”相符的後代數目。並且禹時代已經有過九州。這真是讓我迷惑的一個問題。 3600年前的商湯老婆就是“有辛氏”，她又是哪個家族呢？是夏商和親的見證嗎？我沒有答案。 但我們知道，猶大的兩個兒子，早在迦南地遷徙到埃及之前就“死了”。會不會是他們倆帶了另外幾個家族的共9個同宗兄弟來到了中國成為中國的“9有”？由於以他們為主，所以全部都從了“猶大”的姓氏，以至於所有這群人都以“有（通“Judah”之“猶”）”命名自己的家族？其實周人之祖后稷之母姜就是炎帝之後的“有邰氏”！此“有邰”與“猶大”是什麼關係？ 查《辭海》，“九”與算術的聯絡也異常緊密。這讓人欣喜，因為“尺規”正是用來計算的工具。“九九乘法口訣”據說起源很早，春秋時期視之為“薄能”。我們推測“乘法口訣”起源於商朝當不為過。而數學本身在古代就被稱為“九九”。“算計”本身也是“九九”，比如“打小九九”。還有，“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九土”表示山水。“九山”，有解釋為“九州大山”。還有“天子居處有九門”。“九天”指“皇室”。“九五”之尊則來自《易經》“九五，飛龍在天”，指帝位。“九龍”則不僅四川省內有古縣名，並且它恰處雅礱江上的事實也讓人驚訝。不知道香港的“九龍半島”是古名還是今名。“九丘”《尚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九臺”，市名。“九譯”，漢代之前謂不同民族或外國的語言經過的輾轉翻譯——“九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讓人浮想聯翩，漢代之前按照中國的正統歷史觀根本與外國沒有什麼聯絡為什麼會發生“九譯”呢？這個矛盾使正統歷史觀露出了矛盾的馬腳。“九宵”等與土地密切聯絡的詞彙使我強烈意識到，所有這些原本來自於巍峨高大的金字塔，而“九”實際上通“丘”更是顯示了與墳丘的聯絡，也就是“九”與金字塔建設的聯絡，它指出了金字塔所連帶的數學關係。商代是一個數學與建築、地理大發展的年代，因為他們有了尺規，而同期的埃及正是金字塔技術成熟的時期。 再回到“圭”。中國《史記·伍子胥列傳》載：楚國為了捉拿出奔吳國的伍子胥，曾懸賞：“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看來手中拿圭是個極高的政治待遇。 但玉圭為什麼是這樣一頭尖另外一頭方的特殊形狀呢？長久凝望玉圭那上尖下方的形狀，我豁然開朗。 為什麼中國沒有埃及那邊直刺青天的大方尖碑？首先因為人力和技術有限，古代中國遠沒有埃及發達。古代統治者往往以製造一些普通人制作不了的東西作為神示，以證明其為“天之子”，比如金字塔、神像和方尖碑等。在中國同樣有類似心理存在。 王杖在中國失去作用的原因恐怕就在這裡。埃及法老有金字塔，所以埃及王拿一根小棍就代替象徵了。 但是普通人僅用杖根本不能說明自己的權威，誰都可以造一根小棍來指揮天下。沒有人力物力製造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古代中國統治者怎麼辦呢？中國人以笨重的“鼎”來代替這一切。傳說中國最早鑄鼎者是禹，目的是從多方面辨“神、奸”，其中一個意思不外是：我能造出這麼大的鼎來，你能嗎？所以我才是上天揀選的唯一人才，我才是“受天命”的人。這是為什麼在中國笨重的“鼎”逐步成為王權象徵的由來和真正原因。中國最大的商鼎司母戊竟然達到800多公斤，不說工藝，僅只是採礦與冶煉技術也非一般人所能達到。 禹之造鼎，實際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他帶來了中東成熟的青銅工藝。之前的中國文化代表應該是陶和玉器。造鼎既是一種新技術示威，也是一種科技壟斷。金字塔、方尖碑的建設也是同樣的道理。 中東巨大的方尖碑既是技術的象徵也是王權的象徵，所以從那裡過來的人不會忘記方尖碑的特殊意義，到了中國便簡化為玉圭！兩者形狀一模一樣，功能幾乎一模一樣，分別只在大小。 拉爾夫這樣解釋一根大約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方尖碑的意義：“作為太陽的象徵符號，方尖碑大都成對地樹立在神廟的入口處。方尖碑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作為日晷的指標使用”。這個解釋再一次把中國境內的玉圭與猶大家族的“ruler”族徽以及《伏羲、女媧》圖聯絡起來。 對於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國人用鼎的傳統，我還有另外一個猜想：中國地區承認自己從屬於中東的母國，所以從來沒有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級森嚴，對於王權人們從來不敢有所僭越。鼎本為沒有政治含義的食用器皿，用來烹煮肉等，後來演變為具有象徵意義的禮器，比如社會政治結構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