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實讓人非信不可，研究者很難對這種矛盾視而不見。但對於我們來說，社會矛盾就似乎不是那麼不證自明的了。但毛澤東不這麼看，他認為：“無論什麼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著矛盾的。有些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我看這個提法不對。不是什麼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沒有一處不存在矛盾。”［79］正是由於這類矛盾錯綜複雜，因此，在特定的客觀情境中識別出這類矛盾，就是那些直接接觸現實環境和有經驗的研究者的任務了。關於這一點，在下章中我們將作更詳細的討論。我們可以把這個過程看成是列出一系列矛盾的過程，在這些矛盾中最終會被發現的主要矛盾就是這一事物發展的關鍵所在。毛澤東在1958年提到，這是一個“設定對立面”的過程：“所謂對立面，是客觀存在的東西才能設定起來，客觀不存在的東西，是設定不了的。”［80］後來，他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又說：在自然界本來不存在的對立面，可由人工設定起來，如修水庫、辦工廠。但自然界必須有這個材料，有這個條件，有物質基礎。［81］他在1956年的一次講話可以作為他本人實施這一過程的例項。他在這個講話中提出了有關中國發展的“十大關係”，如工業和農業，經濟發展和國防，沿海和內地，等等。［82］
論 衝 突（19）
社會領域裡的有關衝突一經確定，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區別就是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作出區別。根據衝突所要實現的目標，可以判定主要矛盾就是那種“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83］，主要矛盾的解決會推動社會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
在處理矛盾時，必須要作的第三種區別是極為重要的。在主要矛盾內，矛盾的雙方哪個是主要的，哪個是“非主要的”或次要的？毛澤東對這種區別的論述［84］，有許多地方模稜兩可。有時是依矛盾雙方鬥爭力量的大小作為區分的根據；有時是依更為抽象的定性判斷作為區分的根據。附帶說一下，這種模稜兩可也表明，毛澤東追隨黑格爾和馬克思，對區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必要性進行了含混不清的否定。［85］例如，毛澤東談到，矛盾主要方面，就是透過與矛盾另一方面的鬥爭而使其“由小變大”，進而獲得了支配地位的方面。［86］然而，與此同時，他又作了一種迥然不同的區分———“新”與“舊”的區分。他認為，在任何一種特定的矛盾中，“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87］。假如人們像毛澤東在其經歷的這一階段所認識的那樣，認真地接受這種隨時間推移必然會產生積極變化的思想，那麼，他在這裡以新生事物（人們可以首先假定這是一種有可能驗證的性質）的名義提出的區別，實際上是一種無法驗證的價值判斷的區別。因為從這種語言氛圍中產生的“舊”字，很明顯具有貶義。既然為推進事物發展過程所要採取的任何行動都只有在人們把其力量投入到矛盾的“新的”或積極的一面時才能採取（並進而增強了這一面的力量），那麼，在矛盾“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之間的這種區別，就是至關重要的了。*
* 這裡所作的區分使人聯想到1938年毛澤東在討論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時所作出的結論：“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毛澤東選集》，2版，第2卷，475~476頁。“文化大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有關特殊矛盾的例子，新穎的事物、美好的東西和強盛的事物並不始終與矛盾的同一個方面相聯絡，如我們在對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區分進行分析時看到的。實際上，如我們在後面的討論中將會看到的那樣，一旦掌握政權，革命者就會發現，新穎的東西並不常常等同於他們所認為的強大的和肯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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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衝 突（20）
最後，在處理矛盾時需要作的第四種區別是非對抗性矛盾和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之間的矛盾。這種區別要依賴於第二種區別———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區別———劃分人民和敵人的界限，要依據人們對待特定社會里特定時期的主要矛盾的態度。*當然，這種區別反過來決定人們在解決矛盾時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在對抗性矛盾的情況下，採取鬥爭的行動方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