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辯證法與達爾文式的進化概念的結合，使人類扮演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在古代，樸素的辯證法讓人類扮演的是兩種角色：一種是自然界衝突力量的受害者或被動的經驗者；另一種就是對這種力量的觀察者。在黑格爾及其繼承者的先驗圖式中另外增添了兩種角色，一種角色是不明確的，另一種角色是明確的。不明確的角色就是顯示權威的角色———人不再僅僅觀察這種衝突，而是處於一種能辨別或規定社會衝突應導向之目標的地位，並在這一過程中判定，什麼是積極的力量，什麼是消極的力量。明確的角色就是人充當變革代理人的角色———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行動者，依靠他們的經驗和智慧超越了只想解釋世界的哲學家，試圖積極地改變這個世界。
論 衝 突（16）
在確定社會發展宏大而長遠目標的活動方面，相對而言，毛澤東論述得較少。我們會看到，他那種思想依賴於經驗觀察和實踐的觀點，使他不可能詳細確立遙遠目標，同樣的觀點也在某些程度上使馬克思不能制定詳細的長遠目標。然而，在那些較為直接的目標方面，那種衝突的確定者或仲裁者的角色都相當明顯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對毛澤東的認識論思想以及這種思想所包含的權威概念進行闡釋時，將會作更詳細的探討。這裡，我們只要說到這一點就可以了：解釋者或仲裁者這種不明確的角色的出現，是由於矛盾的客觀性和普通性與矛盾的有益性之間的潛在衝突，保證一切衝突都會以一種促進積極前進的發展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使自己的問題得到解決。這是什麼意思？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這一決定論的方面（這種決定論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中是不明確的）預先假定，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為矛盾本身所固有，並不依靠人的力量的作用。假如歷史的發展必然是向前運動，那麼，那種引起前進性發展的衝突也就一定會自然而然地使自身得到解決，並以這種方式對進步做出貢獻。正如衝突本身是客觀的一樣，衝突自然而然地得到正確解決也必定是客觀的。而不正確的或倒退的解決只在短時期內才有可能，這只是規律的一種例外。它對人類的判斷力不會帶來重大影響。構成進步和發展的東西是由衝突本身所決定的，而不是由參與觀察這一歷史程序的人所決定的。
然而，馬克思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用費爾巴哈的術語來說，這意味著馬克思認為，人必須成為哲學研究的物件，以便替代人自己所創造的抽象觀念。馬克思在超越費爾巴哈而繼續前進時指出，應以積極活動的主體的人作為研究的中心，這一主體是改造其世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行動者。［70］這種人文主義使得馬克思沒有采取僵硬的決定論立場，馬克思和他的某些繼承者反對這種立場，稱之為“機械唯物主義”。我要指出，馬克思那種為人道主義服務的辯證法是以作為仲裁者的人類為前提的，人類有能力確定人類的異化問題，至少是能夠說明歷史程序的發展所要實現的族類的非異化狀態將是什麼樣子。這樣，就可以根據這種實現非異化的運動來理解進步。我們將會看到，雖然毛澤東重新確定了馬克思的核心問題———異化問題，但在他的以人為中心的辯證法中，顯示權威的需要仍然是固有的。
為了討論辯證法的現代擁護者們在辯證法中賦予人類行為者的第二種角色，有必要說明一下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圍繞著唯意志論和決定論的相對重要性而展開的爭論。仔細閱讀過馬克思本人有關這個論題的著作的人，都會遇到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馬克思既講到“鐵的規律”，又講到人類活動對社會進步發生作用的必要性。［71］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以一種更傾向於決定論的方式解決這一理論上的兩難困境。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內，在有關行為者影響歷史發展的作用這一問題上，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立場。在這個框架所包含的一系列立場的一個極端，可以把人類行動者看作是受他們自身無法控制的力量擺佈的木偶；居中的立場，可以認為行為者無法改變歷史事件的程序，但至少可以影響事件發展的速度；而在另一個極端，則可以認為行為者透過肯定或否定的活動，不僅可以影響歷史發展的速度，而且還可影響其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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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衝 突（17）
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像馬克思一樣，在這個包含一系列立場的框架中，採用了所有這些不同的立場。例如，在《矛盾論》（1937年）中，他指出：“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