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激進政策的基礎，後來發生的悲劇可能會更加嚴重。托洛茨基在理論上的批評，一如既往，頗為精闢，他的意見同實際情況的特點也不無聯絡。但是象經常的那樣，聯絡卻並不很多。他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發言都收在《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這本書肯定是本立論鬆懈的著作，盡是漫不經心地不顧當時實際情況的客觀限制的地方。這清楚地說明，共產國際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災禍，他所能夠提出的辦法也只會更早得多造成一個更加全面的災禍。
斯大林在大失敗以後為自己辯護時，嘲笑托洛茨基認為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是招致失敗的主要原因這一論點，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加米涅夫同志說，共產國際的政策是造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說我們“在中國孕育了卡芬雅克們”……怎麼能夠說一個政黨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呢？對於那些忘掉革命時期階級力量對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個政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我們能說什麼呢？對於這種人只能說一句話——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①。
事實上，凡是研究這一整個時期情況的公正的人，很難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托洛茨基派過於誇大了共產國際錯誤的重要性，同時又低估了客觀形勢的極其不利因素。他們對於利用共產國際的錯誤來作為攻擊斯大林的新炮彈，顯然比對中國的當前命運更感到有興趣。反正，他們的攻擊並沒有成功。整個來說，黨仍不信斯大林是無能的。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共產黨政權的遭到摧毀，以及共產國際在東方各國的希望遭到普遍破滅，黨已對在國外進行冒險發生厭倦，傾向於轉而進行國內建設。斯大林勝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們竟然相信莫斯科審判時提出的證據的話，幹起破壞鐵路的事來。
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透過了五年計劃，對拖拉機產生了狂熱，共產國際在這以後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是，暫時擱置了積極促進當前世界革命的計劃，蘇聯的革命熱情集中用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攻勢上。共產國際不再成為支配力量，而是變成了蘇聯的一個機關，逐漸變成了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凡單調勞動進行美化宣傳的廣告社。它的主要任務已從用暴力，或者用積極干涉來製造革命，改變為用榜樣來促進革命。由於“世界革命根據地”蘇聯需要和平，共產國際便成了在全世界進行和平宣傳的有力機構。
這裡毋庸進一步贅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論爭。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未來活動。一九二七年以後，有一段時期，這種活動幾乎等於零。俄國在中國的機構封閉了，俄國共產黨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出中國。俄國來的財政、軍事、政治援助陷於停頓。中國共產黨陷入了大混亂，有一個時期，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絡。但是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卻在純粹中國人自己的領導下自發開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得到俄國的什麼贊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才給予出生後的認可。
自此以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了。不錯，有些機構偷偷地恢復了；還派了代表到少數幾個大城市中去找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學生繼續在俄國留學，然後秘密回來搞革命工作；而且還有一點點錢送進來。但是俄國完全沒有辦法同中國紅色區域發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聯絡，因為中國紅色區域沒有海口，完全受到敵軍的重重包圍。在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好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卻只剩下兩、三個，常常幾乎與整個社會隔絕，很少有能冒險逗留幾個月以上的。以前曾經有好幾百萬元錢輸送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手中。現在流到共產黨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細流。以前整個蘇聯都支援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現在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個共產國際已不能動用“世界革命根據地”的龐大資源，只能象一個可憐的繼子那樣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為稍有不當，就很可能給正式取消繼承權。
在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實際財政援助，看來是少得驚人。當牛蘭夫婦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後在南京作為共產國際遠東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時，警方的完整證據表明，對整個東方（不僅僅中國）的總支出最多不超過每月一萬五千美元。這與大量流入中國進行基督教宣傳（這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宣傳），或者進行親日宣傳和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款項相比，可謂微乎其微。這同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給予南京的五千萬美元小麥貸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憐。據外國軍事武官的報告，後一筆貸款的收入對蔣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