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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些至少是夠明顯的了。由於分享俄國革命的集體經驗，由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無疑地得到了很大好處。但同樣確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生長發育的痛苦過程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也可以歸因於共產國際。
①指留英中國學者熊式一。——譯註
②這裡我不是指全體農民群眾，而是指共產主義的先鋒隊。
③奧斯瓦德·斯賓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德國哲學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譯註
四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關系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蘇聯和國民革命派之間的一個事實上的同盟時期。後者是由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的同床異夢的合作者組成的，他們的目的是要用革命來推翻當時的中國政府，實現中國的獨立，擺脫外國帝國主義。這項振奮人心的事業以右翼國民黨的勝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中俄關系破裂而告終。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國孤立於中國和南京完全絕緣於俄國影響時期。這一時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復與南京的外交關係而宣告結束。第三個時期以南京莫斯科溫吞水的修好開始，由於南京不斷同中共進行激烈內戰而弄得很尷尬，後來到一九三七年初戲劇性地結束，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實行了部分和解，為中俄合作開闢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紅軍的時候，對共產黨的情歌，國民黨仍充耳不聽，這個新的時期以後在恰當場合再談。
上面提到的中俄關系三階段也確切地反映了共產國際近年來性質的變化，以及它從一個國際煽動組織轉變為蘇聯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的幾個過渡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這種變化的國內和國際上的極為複雜原因的辯證關係，要在本書加以詳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這些變化對中國革命基本發生了什麼影響，又受到中國革命什麼影響，卻很適宜。
凡是對這個問題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機與俄國內部和共產國際內部所發生的危機正好發生巧合，後者表現為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爭奪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論控制權和實際控制權的鬥爭。要是斯大林沒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是這個問題在這以前就有了定論而且他又能夠支配共產國際，那就很有可能，對中國的“干涉”就根本不會發生。不過無論如何，現在再進行這樣的推測是毫無意義的事了。斯大林在進行他的鬥爭時，在中國的路線早已決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對中國國民革命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文化上給予積極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諾維也夫的指導下進行的，他當時是共產國際主席，並且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響。在這以前，斯大林派還沒有徹底擊敗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初開始，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事務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負責，他從此加緊了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這一點是沒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接著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災難期間給予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和“指示”的時候，是由斯大林領導的。在這些瞬息萬變的幾個月裡，當中國共產黨人頭上的災禍象強勁的颱風一樣襲來的時候，斯大林的路線遭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所領導的反對派的不斷攻擊。季諾維也夫在當共產國際主席時，充分支援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但是現在他卻激烈反對斯大林執行同一路線。特別是在蔣介石第一次“叛變”，一九二六年在廣州進行一次未遂政變後，季諾維也夫預言必然會發生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會與帝國主義妥協，出賣群眾。
在蔣介石第二次政變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諾維也夫就開始要求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他現在認為國民黨不能完成革命的兩項主要目標，即反帝——推翻外國在中國的統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紳在中國農村的統治。托洛茨基也這樣早就開始鼓吹成立蘇維埃和一支獨立的中國紅軍。總的來說，反對派預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線繼續下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在這一階段的希望頂多就是這個——就會失敗。當然，這個預言是說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對派的反對意見作為在中國及早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