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間骯髒的茅屋裡的土炕①上過了一夜，隔壁屋裡關著豬和毛驢，我自己屋裡則有老鼠，鬧騰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覺。第二天早上剛出城數英里，那片黃土地面便逐層升高，險峻起來，地勢古怪地變了樣。
這一令人驚歎的黃土地帶，廣及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區，雨量充分的時候異常肥沃，因為這種黃土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有幾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層。地質學家認為，這種黃土是有機物質，是許多世紀以來被中亞細亞的大風從蒙古、從西方吹過來的。這在景色上造成了變化無窮的奇特、森嚴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隊的猛獁，有的象滾圓的大饅頭，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崗巒，上面還留著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
在這裡，雖然到處可以看見田疇和耕地，卻難得看見房屋。農民們也是在那些黃土山裡藏身的。在整個西北，多少世紀以來已成了習慣，都是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國人稱之為“窯洞”。可是這種窯洞同西洋人所說的洞穴並不是一回事兒。窯洞冬暖夏涼，易於建造，也易於打掃。就連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為家。有些是有好幾間屋子的大宅，裝置和裝飾華麗，石鋪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線從牆上的紙窗透進室內，牆上還開有堅固的黑漆大門。
在那輛顛簸的卡車裡，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坐在我身旁，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樣一個“窯洞村”指給我看。那地方離汽車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間只隔著一個深谷。
“他們是紅軍，”他向我透露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派一隊人到那裡去買小米，村子裡的人一斤也不肯賣給我們。當兵的笨蛋就動手搶了一些。他們退出村子的時候，農民便開槍打他們。”他用雙臂畫了一條大弧線，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許多堡壘——構築在山頂上的機槍陣地——嚴密保護下的公路兩邊的一切都包括在裡面。“赤匪，”他說，“在那邊，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盤。”
我懷著更加濃厚的興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為幾小時之內，我就要踏進那莫測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邊去了。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一〇五師的一些部隊，他們都是東北人，正從延安回到洛川去。他們是瘦削而結實的青年，大多數比一般中國士兵的身材高些。我們在路邊的一家小客店歇下來喝茶，有幾個士兵在那裡休息，我在他們的附近坐了下來。他們是剛從陝北的瓦窯堡回來的，在那裡曾經和紅軍發生過遭遇戰。我聽到了他們相互間談話的一些片斷。他們是在那裡談論紅軍。
“他們吃得比我們好得多，”一個說。“是的，他們吃的是老百姓②的肉呀！”另一個答道。“那沒有關係，不過是少數地主，反而有好處。我們到瓦窯堡去，有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你說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要為那些有錢人送命呢？”“他們說現在有三千多東北軍已經加入他們一邊了……”“這又是他們有理的一件事。我們除了打日本人，同誰也不想打的，為什麼我們要打起自己人來呢？”一個軍官走了過來，於是這番引人入勝的談話就中止了。那個軍官命令他們上路。他們揀起了他們的槍，拖著腳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們也坐車走了。
第二天午後不久，我們到達延安，在長城以南約四百華里③，陝北唯一可以通車的道路到這裡便是終點。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從北方來的遊牧部落曾經透過這裡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大軍也曾經透過這裡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谷中間，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牆上新建了許多工事，象蜂窩一樣，工事裡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裡，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絡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了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裡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裡，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了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裡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槍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