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軍軍官有幾句話要說，所以他們站在一旁說話去了。那個國民黨官員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說話，這時向我走了過來，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這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髮下面，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鏡以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偽裝，他並不是個坐辦公室的官僚，而是個戶外活動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進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象鐵抓子似的那麼有力，不僅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麼才好。認出他來了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鬆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像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洩漏了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樣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擊他的特務放在眼裡。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麼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了，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鄧發是個廣東人，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曾經在一艘來往於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上當西餐廚師。他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一個領導人，被一個不喜歡罷工的英國警察打傷了胸口，折斷了幾乎全部肋骨。他接著就成了共產黨，進了黃埔軍校，參加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到江西參加了紅軍。
我們在那個土堆上站了一個多小時，一邊談話，一邊看著下面綠草掩蓋的皇城遺址。我無法向你形容那一時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衝擊——由於我們所在的環境而這麼強烈，又是這麼奇怪地富有預兆性質，這麼奇怪地超脫於我、超脫於中國的那部分變化無窮的歷史；因為這些共產黨人把這個地方當作我們四個人可以安然無事地碰面的安全場所，似乎是很不協調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畢竟是在這裡，在兩千多年以前，當時已經夠激進的大漢族統治著一個統一的、當時是進步的中國，成功地在戰國的混亂中鞏固了一個民族的和文化，使得後代從此以後以漢族子孫自稱，就在這樣的地方會見這個令人驚訝的現代革命年輕戰士，又是多麼合適啊。
就是在這裡，鄧發告訴我由誰護送我去紅區，我一路怎麼走，我在紅色中國怎麼生活，並且向我保證在那裡會受到熱烈歡迎。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裡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四
透過紅色大門（上）
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湯池”的高大木頭城門在我們的軍事通行證魔力前面霍地打了開來，拖著門上的鏈條鐺鐺作響。在熹微的晨光中，軍用大卡車隆隆駛過飛機場，當時每天都有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到紅軍防線上空去偵察和轟炸。
對於一箇中國旅客來說，在這條從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會勾起他對本民族豐富多彩的絢爛歷史的回憶。中國最近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竟然選擇在這個地方來決定中國的命運，不可不謂恰當。一小時以後，我們擺渡過了渭河，在這個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膚色發黑的野蠻的人發展了他們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國農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