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同我們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影響到了東北軍的全體官兵。
與此同時，張學良本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左傾影響。他的東北大學的許多學生來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後，他傳話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學生，不論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來。在中國其他地方，進行抗日宣傳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獨在陝西，他們卻受到了鼓勵和保護。張學良的一些年輕軍官也受到學生的很大影響，當被俘的軍官從紅區回來，談到那裡到處都有公開的抗日群眾團體和紅軍在人民中間的愛國宣傳時，張學良開始越來越把紅軍當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敵人了。
據王牧師告訴我，就是在這當兒，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訪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的。”
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壓出去槍斃麼？”
①這位“王牧師”的這名士董健吾。②當時英國工黨領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譯註
三
漢代青銅 （下）
王牧師詳細作了解釋。他說他同共產黨有聯絡，知道許多張學良應該知道得情況。他談了很久，談到他們政策的改變，談到中國需要團結抗日，談到紅軍為了使南京抗日願意作出很大的讓步，因為這一政策，紅軍認識到他們單方面是不能實現的。他建議，由他來安排一次會見，請張學良和某些共產黨領導人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張學良開始時很驚異，後來卻留心地聽了這一些話。他有一個時期以來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紅軍：現在看來他們也顯然認為可以利用他；那麼好吧，也許咱們可以在結束內戰團結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礎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後王牧師還是坐了張少帥的私人飛機飛到了陝北的延安。他進了蘇維埃中國，帶回了一個談判方案。過了不久，張學良本人飛到延安去，見了紅軍指揮員周恩來（關於他的情況下文還要述及）。在經過了同周恩來長時間的詳細討論以後，張學良相信了紅軍的誠意，相信了他們的統一戰線建議的合理可行。
東北軍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的第一步執行就是停止陝西境內的戰事。雙方未經通知對方都不得調動兵力。紅軍派了好幾個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東北軍的制服，參加了張學良的參謀部，幫助改組他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方法。在王曲鎮開辦了一所新學校，張學良把他部下的低階軍官送去集訓，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和日本如何征服滿洲以及中國因此受到什麼損失的詳細統計。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進學生紛紛來到西安，進了另外一個抗日政治訓練學校，少帥也經常去做演講。東北軍中採用了蘇俄和中國紅軍所採用的政治委員那種制度。從滿洲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頭腦封建的年老高階軍官給撤換了，張學良提拔了激進的年輕軍官來代替他們，指望依靠這些年輕軍官作為建設新軍的主要支柱。在張學良“花花公子”時代包圍他的一些腐敗的阿諛諂媚之徒也由東北大學的熱心認真的學生所代替。
但是這種改革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東北軍不再同紅軍作戰，在陝晉交界處，在甘肅、寧夏，仍有南京軍隊駐紮，激戰仍在進行。張學良與共產黨真正關係的訊息沒有洩露給報界。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雖然知道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但是他們無法得悉確切的內容。偶爾有卡車開到西安來，載著一些共產黨乘客，但是他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都穿著東北軍制服。偶爾有其他卡車離西安去紅區，也沒有引起懷疑；因為這些卡車同其他東北軍區前線的卡車沒有什麼兩樣。
在我到了不久之後，王牧師又一次告訴我，我就是要搭這樣的卡車到前線去。坐飛機的計劃告吹了：這樣做有可能引起少帥難堪，因為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丟在前線不回來，他的美國飛行員可能嘴快說出來。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著東北軍軍官制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遊。在旅館外面有一輛掛著窗簾的汽車等著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裡邊坐著一個頭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一個皇宮的遺址，在那裡，我們走上了有名的漢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臨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這裡還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王牧師和那個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