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於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電報，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得到了一個抄件，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那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的做法的結果①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蔣介石所摧毀。
看來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麼“意見”，而是乾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當然，武漢的大失敗，後來成了俄國國內在世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鬥爭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以後，俄國反對派被摧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被弄臭，蘇聯開始認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它由此出發，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產黨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政策，從工人和農民中建立了黨的軍隊，毛澤東也並不認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會被打敗，“但是，蘇維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規模展開，就可能有一個後來無論如何不會被消滅的根據地……”
毛澤東的自述現在已經談到蘇維埃的開端。蘇維埃是從革命的廢墟上興起的，它要赤手空拳從失敗中鬥爭出一個勝利的結果來。他接著說：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率領的第二十軍，同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紅軍的前身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非常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於這個決定，我是積極出了力的。出席會議的其他十位委員中，有蔡和森、彭公達和翟秋白。黨採取了新的路線，同國民黨合作的一切希望暫時是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無可救藥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了。長期的公開奪取政權的鬥爭現在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裡的綱領，要求實現下面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政權；（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後來它才把這一點作為—個口號提出來。
九月間，我們透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陽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稱為‘工農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由漢陽礦工組成。第二團是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民赤衛隊組成。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團的一部分。這支軍隊經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軍的總綱領，卻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後者似乎只是採取觀望的政策，而不是積極反對的政策。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略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計程車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新師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衛團的一個指揮員餘灑度，任第一軍軍長。餘多少是因部下的態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