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會議並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誌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透過了決議，採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仍然在陳獨秀支配之下。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南京開始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不顧一切反對，執行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透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投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然而，大會以後，還是組織了全國農民協會，我是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儘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採取冷淡的態度，而國民黨也肯定感到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已經有了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高階官員和軍事將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把我調出了湖南，認為那裡發生的一些情況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已經發生。在廣州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十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這時，黨內情況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之後，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臺了。”
五
蘇維埃運動（上）
關於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的引起很多爭論的事件，我和毛澤東曾有一次談話，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這裡一提。這並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他個人對一箇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歷中的轉折點的看法，在這裡提一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問毛澤東，在他看來，對於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 也下令這樣做子。”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據毛澤東說，他“能說，而且說得太多了，卻不提出任何實現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地來說，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武裝起義的現實終於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當時的形勢。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於驚惶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