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九四一年斯諾對於皖南事件作了入時的報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國領事館的單獨簽證，才第一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和毛主席、周總理進行了會談。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訪問中國，毛主席又接見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諾同洛伊斯·惠勒·斯諾夫人一同來華，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同毛主席，同周總理會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這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那一次會上毛主席對林彪、陳伯達一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例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麼就中美兩國關係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諾剛回到瑞士不久，美國乒乓球隊第一次應邀訪問北京，揭開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總統來華的時候，斯諾準備以記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國之行。由於病魔纏身，不能達到他的願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點二十分，埃德加·斯諾與世長辭了。
在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後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生為首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
“我熱愛中國。”
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學內，即前燕京大學的校園裡，這是適當的。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險旅行的出發點，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資料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
在斯諾的一生，除了為歐美報刊寫作通訊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極大部分是和中國問題有關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後，他還寫了《漫長的革命》一書，由於抱病在身，還沒有作最後的審定。
但是所有後來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記》相比擬。即使是傑出的報告文學，在事過境遷之後，往往成為明日黃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以後，他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他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並不奇怪的。它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記》除了有關西安事變和《關於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韋爾斯的筆記材料以外，都是他親自採訪的第一手資料。更重要的是斯諾西北之行，正值中國和世界局勢大轉變的開端。一九三六年，中國正醞釀著由長期的反共內戰轉變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抗戰，而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這一切是中國工廠領導下的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艱苦鬥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由於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正如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裡所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地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物件。……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現在的中譯本根據英國戈蘭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譯出，同一九三八年復社版中譯本所據原書是相同的。復社版當時未譯第十一篇中的《那個外國智囊》，現在補全，這是很好的。從內容來看，這一部分是關於黨內路線鬥爭的敘述和分析，大部分資料是從當時和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志談話中得到的。現在看來，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歷史資料。
顯然，斯諾在當時還沒有機會讀到毛主席正在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在本書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寧的這一段名言：“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