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m.x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計程車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一般都把東林之始定在萬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認為，東林之始可追溯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奪情之爭。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眾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為朝廷啟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計程車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為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絡極為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為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為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為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人認為，當時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道德論理問題，而且東林人士認為要拯救危局、解決危機，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復興道德，並以宗教般的熱情去以道德濟世。正因這一共同的價值認同和相似的的學術淵源，東林黨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形成這一強大的團體。
東林黨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書院建立之前，顧憲成等一批後來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在建儲、稅監、會推閣臣、京察等問題的論爭中，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個人資本和社會名聲，此為第一階段;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建立，顧、高等人以書院為大本營，研習道德學問之餘，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論政”，最典型的就是推舉李三才入閣之事，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復職並主持了許多重要職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時力圖清算前案，這是第二階段;“東林”與“非東林”兩大派系的對立與黨爭愈演愈烈，由於得到熹宗的支援和信任，魏忠賢的閹黨在這場鬥爭中取得勝利，大批東林人士慘遭迫害，這是第三階段。
東林黨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儲之爭。建儲之爭歷時十幾年，幾乎可以說是萬曆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東林黨的骨幹們脫穎而出，贏得過人的聲譽和大批的支持者。在這群日後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們看來，萬曆皇帝對他長子的偏見(這種偏見導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繼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禮儀的。事實上，早在張居正奪情風波中，這些官員們就已顯示出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他們反對、抨擊一切違背儒家正統的行為。在建儲事件上，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當萬曆皇帝對他們的行為予以懲罰時，他們相互援助，透過輿論手段不斷進行反擊。由於東林黨人把個人道德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懲罰對他們並沒有起到懲戒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反而是對他們道德的褒獎。東林黨人最終成功阻撓了萬曆皇帝改變繼位順序的企圖，但也正因如此，萬曆日漸消極，對朝政幾乎放任不理，明末頹勢也就愈發明顯。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爭。明朝對官吏進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兩種。考核決定著這級官員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個黨競爭的主要場所。在歷任首輔之爭及李三才任用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