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前期的散文，在以對策奏疏為主要形式的政論方面，依然沿西漢後期的習氣，沒有產生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但在此之外，卻產生了兩部重要的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和王充的《論衡》。
司馬遷的《史記》，記事止於武帝太和年間。其後一些學者如劉向、劉歆、揚雄等都曾做過續補《史記》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記後傳》六十五篇最為著名。班固便以《史記》的漢代部分和《史記後傳》為基礎，編成了《漢書》。大體武帝以前的歷史記載多采用《史記》原文，作了一些改動補充；以後部分，多本於《史記後傳》。其體例基本上承繼《史記》而略有變化，如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併入列傳。全書共有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總計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記事起於漢高祖元年，迄於王莽地皇四年。《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漢書》是第一部斷代史。後來的“正史”，也都是斷代史，其體例也大都以《漢書》為基準。
《漢書》在古代享有極高的名聲，與《史記》並稱“史漢”，或又加上《後漢書》、《三國志》，並稱“四史”。但實際上，《漢書》在許多方面都難以同《史記》相提並論。班固開始是私下修撰《漢書》的，並因此而下獄。後來明帝讀了他的初稿，十分讚許，召之為蘭臺令史，讓他繼續《漢書》的編著。所以，《漢書》實際是奉旨修撰的官書。班固本人，又具有強烈的正統儒家思想觀念。所以，《漢書》中既不具有司馬遷那種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更不具有司馬遷那樣的深刻的批判意識。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馬遷直接對立的。只是，我們應該承認班固是一位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他作為東漢的史官記述西漢的歷史，又自有其方便之處。因此，站在儒家傳統的政治立場，他對西漢歷代統治的陰暗面也有相當多的揭露，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也表現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東漢最負盛名的文學家之一。從傳記文學來看，《漢書》雖遜於《史記》，但仍寫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傳記。如《蓋寬饒傳》、《張禹傳》、《東方朔傳》、《朱買臣傳》、《霍光傳》、《王莽傳》、《外戚傳》，都是公認的名篇。一般說來，班固的筆下不像司馬遷那樣時時滲透情感，只是具體地描寫事實、人物的言行，卻也常常能夠顯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張禹傳》寫張禹的虛偽狡詐、善於阿諛取寵以保權位，不動聲色卻能入木三分。最為人傳誦的是《李廣蘇建傳》中的李陵和蘇武的傳記。這兩篇感情色彩較濃，其感人之深，可與《史記》的名篇媲美。如寫蘇武拒絕匈奴誘降，受盡迫害猶凜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又如寫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蘇武返漢時的複雜心情也很出色：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
雖駑怯，今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數行，因與武絕。
這兩節，寫英雄人物蘇武，固然生動強烈地顯示了他對自己民族的濃厚感情，寫降敵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劇命運和複雜的心情，都不流於公式化和臉譜化，這種地方可說是深得《史記》精髓的。
《漢書》的語言風格與《史記》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它詳贍嚴密，工整凝鍊，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視藻飾，崇尚典雅。范曄說：“遷文直而事露，固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固傳》）指出了《史》、《漢》的不同風格。這也代表了漢代散文由散趨駢、由俗趨雅的大趨勢，值得注意。喜歡駢儷典雅的文章風格的人，對《漢書》的評價甚至在《史記》之上。
東漢前期思想界的荒誕迷信，比較西漢後期更為嚴重。不但有經術家專談天人感應、陰陽災異，而且由於光武帝的倡導，專門偽造神秘預言的圖讖之學也特別風行。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幾乎完全被窒息了。在這種烏煙瘴氣之中，首先起來進行勇敢反抗的是桓譚。桓譚（？—５６）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省宿縣）人。東漢立國之初，他一再上書請禁讖緯，幾遭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