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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法論”階段，這是以曾國藩、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的主要觀點。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斷傳入，人們逐漸感覺到，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不同質的東西，西方除了技術性的“器”，還有他們自成體系的“道”。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論，力圖在儲存中國舊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它所不同於“道器論”的，是眼界要寬廣得多，如張之洞在著名的《勸學篇》中，就主張“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但這一派人士在維護“綱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動搖的。甲午戰爭以後，這種變法論愈加高漲。
第三是以進化論為中心的“革命論”階段。戊戌百日維新失敗後，人們對清王朝完全失去信任，這個政權本身也搖搖欲墜。而這時期由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所表述的進化論觀點，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石破天驚般的巨大反響，此外，西方的民權、民主等思想理論也不斷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論日益風行。這種“革命論”的核心是主張歷史在不斷的變革中進步，認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鄒容《革命軍》），而革命的目標是西方式的共和國。因此，傳統文化這時受到更多的否定。但應該指出的是，直到清末，知識界絕大多數人對於作為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西方文化與中國封建時代傳統文化之間的本質區別，還缺乏深刻的認識，所以繼之而起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包括“五四”在內的二十世紀初葉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由於是受西方文化衝擊而提前出現的現象，它的社會基礎相當脆弱，它的成果也就很不牢靠。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工業國家的產品憑藉軍事強權的支援和自身的競爭力，從沿海深入內地，無情地撕裂著中國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的網路，而受到這種刺激，中國的官辦工商業和民間工商業也日漸興旺，城市出現畸形的繁榮。在各個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作為半殖民地中國的怪胎，在當時的政治與經濟文化生活中扮演著奇特的角色。它是外國資本吸取中國血汗的孔道，又是中國瞭解世界、吸納西方文明的視窗，它是藏汙納垢之地，又是革命的溫床，各種新文化、新事物得以生長的土壤。清末文化的眾多現象，均與租界有關。舉最簡單的例子來說，中國眾多的新式報刊，差不多全是以租界為基地的。
清代後期文學就藝術成就而言並不高，比較前期和中期反而顯得遜色。這一時期年代較短當然是一個原因，但另外還有兩個原因值得注意：第一，這是一個社會激烈動盪、各種現實矛盾壓迫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時期。在文化人中，無論屬於哪一派，只要是熱心投身於政治的，無不首先關注如何解決現實政治與社會問題。而文學固然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但又必須以作者個人的獨特人生體驗為基礎，以對人的生存處境和人性發展的關懷為根本。當把政治、社會的具體問題放到首位時，文學就難免顯出浮躁，而它的藝術性必然受到削弱。第二，這是一種文學形式發生變革的時期，特別在詩文方面，舊的形式因不適應生活變化的要求而遭到厭棄，新的形式卻尚未來得及出現，許多帶有變革意義的嘗試，總給人以半生不熟、不倫不類之感。
但並不是說這一時期的文學沒有發展。不但那些看來半生不熟的變革嘗試在促進新舊文學交替的意義上有其歷史的價值，就是清前、中期文學中不斷成長的張揚個性的精神，在後期的文學中也仍然有新的表現。
下面，我們仍舊按不同型別，對清後期文學的變化和各體文學的概況作簡要的介紹。
鴉片戰爭前後，詩壇上佔據正統地位的是嘉慶以來逐步興起的宋詩派，這一派的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恩澤和祁寯藻等，而以稍後的曾國藩影響最大，人云“湘鄉（曾國藩）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黃庭堅）”（陳衍《石遺室詩話》）。他主張作詩首先要涵養志氣人格，同時要講求學問，注重修辭和音調。這代表了尚有自信維護清王朝的存在並以此為己任的政治人物的文學趣味。自同治以降，宋詩派演變為“同光體”，代表人物有陳衍、鄭孝胥、沈曾植、陳三立等。“同先體”過去被簡單地看作一個保守舊傳統的詩派，但實際上它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以成就最為特出的陳三立而言，他的不少詩寫得突兀卓立，尤其在表現個人為社會環境所壓迫的感受上，具有中國古典詩歌前所未見的敏銳性，這種敏銳的感受實是自我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的結果。另外，屬於革命陣營的詩人蘇曼殊，把西洋詩歌的自由與浪漫精神寫入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