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的情趣。
馮惟敏也善於描摹世情。他不乏出入秦樓楚館的風流經歷,《朝天子·贈田桂芳》八首等表述他和這類女子的感情也很誠摯委婉,但他刻畫妓院中的虛偽欺詐,卻又入木三分,《仙子步蟾宮·十劣》十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另外,《南鎖南枝·盹妓》也寫得很出色:
打趣的客不起席,上眼皮欺負下眼皮,強打精神扎掙不的。懷抱著琵琶打了個前拾,唱了一曲如同睡語,那裡有不散的筵席?半夜三更路兒又蹺蹊,東倒西欹顧不的行李。昏昏沉沉來到家中,睡裡夢裡陪了個相識,睡到了大明才認的是你。
這曲子中本有嘲諷的意思,但卻真實地描繪出妓女生活的痛苦,令人生出同情。而馮惟敏散曲最可貴之處,就在於它的自然和真實。
大約比馮惟敏稍晚的北方散曲家薛論道,有《林石逸興》,收小令一千首。他是一位武將,曾戍邊多年,一些寫邊塞風光和將士戍邊之情的作品,題材有特色,但寫得比較粗糙。劉效祖有《詞臠》,善於用白話的俗曲寫民間生活景象,也較有特色。
梁辰魚(生平介紹見前)因用崑山腔作傳奇而名震一時,他的散曲集《江東白苧》也很有影響。梁氏作曲,聲律精整而文辭工麗,喜化用詩詞中的名句,口語成分減少,因而接近詞的體格。《仙呂入雙調夜行船序·擬金陵懷古》套數是典型的例子,“徙倚,故國秋餘,遠樹雲中,歸舟天際。山勢,還依舊枕寒流,閱盡幾多興廢?”聲調頗為雄壯,擷取前人成句,也還錘鍊得渾成,但離曲的韻味實遠。他的一些寫情之作,則不完全如此。如《玉抱肚·囑魚》:
魚兒生受,傍江來略說個意由。你趁春潮切莫稽遲,好留心不宜差謬。郎今移住在剡溪頭,直到門前溪水流。
聲調穩切,句式也比較工整,但保留了口語的神氣,仍有散曲活潑靈動的特點。
對梁辰魚散曲的評價分歧極大。尊之者稱為“曲中之聖”(張楚叔選輯《吳騷合編》),貶之者則說因為他倡導的工麗之習,使得“不惟曲家一種本色語抹盡無餘,即人間一種真情話,埋沒不露已”(凌濛初《譚曲雜札》)。客觀地說,作為個人創作,梁氏散曲有他的特色和成就,但由他引出的風氣導致了散曲本色的消失,則也是事實。
晚明文學繁盛,同時民歌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文人散曲較前一階段反呈衰退之勢。較著名的作者,一是趙南星(1550—1627),有《芳茹園樂府》。他是東林黨的重要人物,天啟初曾任吏部尚書。所作散曲多用民間流行的小調,既用以寫閨情,也用以諷刺政治現實,語氣生動,反映了民間歌曲對文人的影響。另一位更重要的作者是施紹莘。
施紹莘(1588—約1630)字子野,號峰泖浪仙,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少為諸生,久試不舉,遂絕意仕進,流連山水,放浪青樓。有《秋水庵花影集》,所收以套曲為多,共八十六套,另有小令七十餘首。作品多抒寫個人日常生活的情懷,但所涉範圍較廣,以山水風光、四時景物及友朋贈酬、男女風情最為集中,間有懷古傷今之作,如《南仙呂入雙調夜行船序·金陵懷古》等。
自梁辰魚倡導工麗,以詞格為散曲,後來沈璟又特別強調音律的精細,一般作者於文辭宗梁,於音律宗沈,從兩方面對散曲造成束縛。施紹莘通音樂,也愛好麗詞,但不過分追求形式的工巧,而能出以才情,以自然新警之句,寫種種真實的生活感受,因此成為明散曲最後的名家。施作最大的特點是情深。他寫豔情而不覺庸俗輕薄,就是因為有真情;風花雪月,最容易寫成陳詞濫調,他卻能給人以新鮮之感,如《南商調二郎神·惜花》中一曲《三段子》:
空中似塵,淡濛濛是誰人夢魂?苔前似鱗,點疏疏是誰人淚痕?平明一陣寒差甚,繡簾不捲風尤緊。正酒暈扶頭,倦妝時分。
但元曲的爽朗活潑,到施紹莘畢竟所餘無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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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代的民歌
明代民歌在明代文學中有特殊的意義。從明中期以來,自李夢陽、何景明至李卓吾、袁中郎、馮夢龍、凌濛初等,都不僅由於個人的興趣而喜愛民歌,實際上,他們也把民歌富於真情實感、奇思異想和靈動活潑、無所忌諱的特點,奉為文學的審美理想,當作反對假文學(尤其是“頭巾氣”的假文學)的武器。李開先《詞謔》記載,有人向李夢陽請教做詩,李讓他以《瑣南枝》為榜樣,而馮夢龍公然說民歌有“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山歌序》)的功效。這種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