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以死為代價，繼承了《牡丹亭》的精神。
吳炳的劇作不僅主題鮮明，也以結構嚴謹見長，善於運用誤會、巧合手法，情節曲折而線索清楚，如《西園記》、《情郵記》、《綠牡丹》都具有這種特點，代表了晚明戲劇在重視舞臺演出效果和娛樂功能方面的新發展。同時，也善於用優美流暢的文辭深入刻畫人物的心理，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阮大鋮（約1587—1646）字集之，號圓海，懷寧（今屬安徽）人。萬曆末進士。他先以依附魏忠賢被斥，後於南明弘光朝復起，與東林、復社士人為敵，繼而投降清朝，頗為士林所譏評。但他的文采與巧思，卻也是人們所公認的。張岱以精於鑑賞自詡，而贊其“簇簇能新，不落窠臼”（《陶庵夢憶》）。所著《詠懷堂傳奇》今存四種：《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前三種代表阮大鋮劇作的典型風格，即重視演出的觀賞性和娛樂性，善於運用誤會手法。如《春燈謎》全名《十錯認春燈謎》。劇中父子、兄弟、夫妻，翁婿關係一度全被錯認，顯示出構思的工巧。但和吳炳的作品相比，同樣用誤會、巧合手法，阮作有些過分，因而每每覺得不自然。人物性格與心理的刻畫，也不及吳炳。
《燕子箋》為阮大鋮的代表作，寫唐代士子霍都梁與妓女行雲相好，繪成兩人遊樂的《聽鶯撲蝶圖》，被裱匠誤送至禮部尚書酈安道之女飛雲處，飛雲有所感念而題詩於箋，又被燕子銜去，落入霍都梁手中，於是素未見面的兩人苦陷相思；
又有鮮于佶知情後興起風波，經許多曲折，霍都梁得以先後娶飛雲、行雲兩女為妻。這故事題材並不新鮮，但情節極富於曲折性，變化叢生，演出很是熱鬧。劇中寫飛雲春閨孤寂，見畫中人而動情，以至得病。這是仿《牡丹亭》的筆法，只是不及其熱烈動人。至於曲詞的工麗流動，向為人們所稱賞。
如《拾箋》一出中霍都梁因所繪圖畫被錯換成《水墨觀音圖》，唱道：
我破工夫描寫出當壚豔，不做美的把花容信手傳。敢則是丰神出脫的忒天然，因此上他化為雲雨去陽臺畔，差迭了春風桃李美人顏，倒換得普陀水月觀音現。（《醉扶歸》）
明末清初作家孟稱舜（約1600—1655）後的情況與吳炳、阮大鋮有些相似。他的創作思想也深受湯顯祖影響，“生生死死一片情難掉”（《貞文記》）是他著力表現的主題。劇作以傳奇《嬌紅記》和雜劇《桃花人面》最為著名。《嬌紅記》據元人同名小說改編，寫王嬌娘與申純相愛，婚事屢受間阻，終因帥節鎮逼婚，雙雙殉情而死。此劇結構奇巧，人物形象也描繪得頗為生動。《桃花人面》取材於唐代孟棨《本事詩》，寫崔護、葉蓁兒的戀愛故事，歌頌了“情”可以使人死，也可以使人生的偉大力量，明顯受《牡丹亭》的影響。劇中以婉麗秀美的文辭，細緻刻畫少女葉蓁兒對愛情的渴望和得不到愛情的痛苦，抒情氣氛十分濃厚。
晚明戲劇在形式上以傳奇為主，題材上以愛情為主。優秀作品，大都是描寫戀愛與婚姻故事的傳奇。這既因為愛情題材便於敷演成離奇曲折的戲劇性情節，也是因為這類題材比較便於表現人們追求個人幸福的願望。但寫多以後，也確實容易出現才子佳人式的套路。而在社會題材與政治題材的劇作中，除了湯顯祖的《邯鄲記》尚能借了寓言的外衣表現出具有一定深度的寫實力量，其他即使較好的作品，也只能算是誇大的和漫畫式的諷刺劇。如孫仁儒的《東郭記》，以《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故事為框架，借古喻今，寫官場的腐敗、士人的無恥，但劇情鬆散，人物公式化，說不上是成功之作。又如徐復祚的雜劇《一文錢》，竭力刻畫一個財主的吝嗇與刻薄，筆調也很浮露。缺乏愛情劇以外的優秀作品，這不能不說是晚明戲劇的一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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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明代散曲與民歌
明代散曲與民歌都是當時所唱的歌曲。不同的是前者為文人士大夫所作，多在家庭或友朋宴集時用來助興（明代士大夫蓄養家伶的情況頗普遍），也兼有從文辭來欣賞的價值，有固定的宮調格式。民歌則出於無名作者之手，雖有一些基本的調式，但音樂的要求比較簡單，沒有太多的格律上的講究。其中很多是歌樓妓院中演唱的，同時也流傳於一般婦孺兒童之口。兩者的內容固然相應於各自的生活，語言風格也有所不同。散曲雖較詩詞為通俗，習用口語，但出於文人士大夫之手，則難免多少有矜持之態。民歌則大抵以口道心，無所忌憚。所以要說活潑動人，文人散曲是不如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