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暗幽悽。五、六兩句所寫是全詩的核心意象：枯楊被鳥啄碎，蟲子用一根細絲懸蕩在半空，落葉飄零，這似乎是生命遭摧殘而且毫無著落與安全感的象徵。這期間，他給自己起了個“槎軒”的別號，並在《槎軒記》中加以說明：自己猶如一塊浮木，只能“隨所遭水之勢”漂盪，“安乎天而已”，即任由命運的顛簸。
高啟這位當時最有聲望的詩人竟被以腰斬之刑處死，是一個政治事件，由此朱元璋向不願順從計程車人發出了明確的警告。這一慘劇加速了明初士風的轉變。
就是高啟，他後期的詩歌已不可能具有《青丘子歌》所表現出的高昂自傲的人格精神，其他一些個性不如高啟強烈的文人，更不得不順從命運的播弄，但他們同樣感受著痛苦的人生經驗。
楊基（1326—1378後）與高啟、張羽、徐賁一起被後人稱為“明初四傑”，名位僅次於高。其早年詩作意象新巧，運辭精工，顯示出感受細膩、敏銳的藝術才華。如“鴉度風陣低，牛鳴月痕彎”（《梁溪暮歸》），“林光落虛牖，坐愛衣裳綠”（《遊北寺竹林》）等等。入明以後，楊基詩中繪景狀物的唯美境界被懷舊的傷感和自嘆身世的悲哀所取代，語言也從精巧變得簡樸。如《遇史克敬詢故園》：
三年身不到姑蘇，見說城邊柳半枯。縱有蕭蕭幾株在，也應啼殺城頭烏。
貝瓊（1314—1378後）原是楊維楨及門弟子，明初應召赴南京修《元史》，後官國子助教。他的《鐵崖先生傳》以讚賞的筆墨寫出楊維楨“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的放縱事蹟，但他的《秋懷》之二，卻要求透過壓抑個性、自我麻木來適應新的政治環境。詩中說：“蠢茲桔中蠹，化蝶俄天飛。翩翩苦不已，倏忽膠蟊絲。兩翅既摧折，何日回枯枝？”
如果說這飛蝶隱喻著人生的要求，其最深刻的內容應是自由；
而詩人卻竭力向自己證明：這種追求是愚蠢和徒勞的，結局是悲慘的。這種心態對於明初知識分子頗具代表性，正如婁堅《王常宗小傳》所說，他們大抵皆“重足屏息以營職業，……
庶幾乎無咎焉”。
袁凱（生卒年不詳）少時以《白燕》詩得名，人稱“袁白燕”。洪武年間任御史，得罪太祖，靠偽裝瘋癲才得幸免，以病歸。他的《己未九日，對菊大醉，戲作四首》之一寫道：
老夫愛此黃金蕊，兒子須將白酒賒。直到殘陽下天去，更添燈火照欹斜。
這裡好像保持著豪宕的故態，卻分明有一種“佯狂”的味道。
一度十分興盛的吳中文學到了明初，作者凋零，詩社瓦解，詩派式微，不復舊觀，留下的是一片痛苦的聲音。《四庫提要》評論明初作家，喜用“衝融和雅”、“雍容渾穆”之類套語表示對他們的良好藝術風格的肯定，藉以說明“文運”與“時運”相盛衰。這即使對部分作家是適用的，從反映時代變化的本質和大多數作家的內心感受來說，也不具有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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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宋濂劉基
洪武年間，在文學的正常程序被切斷的同時，另一種傾向在官方政治力量的推動下逐漸佔據文學的主流地位，這就是以宋濂、王禕等人為代表的“道統”文學。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今屬浙江）人。曾受業於浙東大儒吳萊、柳貫、黃潽。元末隱居於鄉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為朱元璋所徵召，明開國後為《元史》總裁，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明初朝廷“一代禮樂製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稱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後因其孫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牽連，全家謫徙茂州，途中病死於夔州。有《宋學士文集》。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裡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並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於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裡，文亦在哪裡。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覆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雲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