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大多數從事戲劇小說創作的文人同時也從事詩文創作，不僅出現了馮夢龍這樣的以整理、編著通俗文學為畢生事業的縉紳人物，而且，這一時代人們對於文學的基本觀念、基本主張，是貫通於“雅”文學和“俗”文學兩方面的。這裡李贄同樣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同時，卻大力推崇《西廂記》、《水滸傳》等通俗文學，認為是一種“至文”，而且以極大熱情評點《水滸傳》、《西廂記》、《琵琶記》等，藉以宣揚自己的文學思想和人生觀念。這給予當代文人以很大的影響。後來馮夢龍整理小說和流行歌謠，也具有相同的意識。雅、俗的分野，雖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語言習慣的不同，看起來好像很清楚，內在的情趣，卻已不是那樣可以截然分開了。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特別複雜的時代。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腐敗並存（有時甚至互為因果），專制的強化與個性解放思潮的興盛同在，造成許多矛盾的現象。一個文人身上同時具有彼此衝突的思想傾向，也不難看到。但在歷史發生深刻變化的同時，明代文學取得了與之相應的成就，這是毫無疑義的。而且，不管是這一時期的文學所獲得的新進展，或是它所遭到的歷史挫敗，對於理解中國文學的發展與演變過程，都有很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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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代前期文學
自洪武至成化百餘年間，是元代至明代文學發展流程中的斷裂時期。一方面，造成元代文學發展的諸特徵——城市生活的歡快情調、個性的進取精神、隱逸與閒曠的自由、對藝術美的專注與追求都極度衰退，在政治高壓下，作家的個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現在消亡；另一方面，為封建統治利益服務的文學正規化正在形成，一度被拋棄的“文道合一”的主張又重新佔取上風，以道德說教、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為主要內容而在藝術上平庸虛假的作品，成為文學的主流。只是在當時人不太重視的文言短篇小說方面，尚有瞿佑的《剪燈新話》等作品，沿承了元末文學的餘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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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高啟與吳中詩風的轉變
元末曾經是東南地區經濟與文化中心之一的吳中，在明初遭到最為慘重的打擊。因政治原因致死的吳中名士，有高啟、王彝、徐賁、張羽、楊基等十餘人。這不僅造成吳中文學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許多幸存者心懷恐懼，竭力壓制自我以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吳中文學的情況，很典型地代表了元末文學潮流在明初遭到猝然襲擊而發生的變化。
吳中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是高啟，他也是元明兩代最著名的詩人之一。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晚號槎軒，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少有志於功名。張士誠據蘇州時，為其參政饒介所賞識，結交甚廣，然終未仕。後對政治完全失望，乃隱居鄉里。明初應召赴南京參與修撰《元史》，後任翰林院編修。不久授戶部侍郎，他堅辭不受，仍歸田裡。朱元璋認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蘇州知府魏觀改修府治案，將他牽連斬決，年僅三十九歲。
高啟大部分文學活動是在元末，許多詩作體現了元末的文學精神。如表現自我人格的《青丘子歌》，強烈而鮮明地體現了脫離倫理的羈絆而獲得自由發展的個人化要求。詩中如此描寫自己：“躡蹻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羞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又說：“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而後作者描寫了在詩歌創作中自我精神的活動：
斫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蝨，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大羹。世間無物為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
此詩作於至正二十年（1360）高啟開始隱居於青丘之後，其時他早年懷抱“要將二三策，為君致時康”（《贈薛相士》）的理想已經破滅，深刻覺悟到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詩中“不問龍虎苦戰鬥”，意謂他對張士誠、朱元璋等群雄紛爭已經厭倦。
他對人生目標的選擇，既非一向受尊重的達官、遊士、隱者，亦非日益活躍的富商，他只願做一個詩人，一個自由、孤獨的詩人。而詩對於詩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