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揚。城東老人為我開錦障，金盤薦我生檳榔。
美人兮美人，吹玉笛，彈紅桑，為我再進黃金觴。舊時美人已黃土，莫惜秉燭添紅妝。
詩中謳歌城市生活的斑瀾色彩和快樂情調，氣氛熱烈，情緒力度很強，沒有文士們常有的高雅或悲觀。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楊維楨詩的上述兩大特點，反映了對個人權利的肯定和個人生命意欲的張揚，體現著東南沿海地區文化形態的特徵。
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楊維楨詩的審美情趣也和前人有很大不同，他喜歡歌詠強健有力的生命狀態。譬如說，過去詩中的“美女”，大抵給人以纖弱、慵懶、哀怨、嬌貴之類的感覺，楊維楨詩中也有數十處寫到“美人”，卻大多體態矯健，充滿活力。像“美人凌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花遊曲》）；“崔家姊妹雙燕子，踏青小靴紅鶴嘴”（《崔小燕嫁辭》）；“羿家奔娥太輕脫，須臾踏破蓮花瓣”（《修月匠歌》）
等等，都以強烈的動勢，顯示人物的內在生命激情與活力。還有“阿瞞嬌娘太輕劣”（《屏風謠》），“就中小姊最嬌強”（《麗人行》），“東家女伴太嬌劣”（《續奩集二十詠·甘睡》）
之類、“輕劣”、“嬌強”、“嬌劣”和前面的“輕脫”一樣，都是以女性的活潑甚至放肆為美，這在過去的詩中是很難看到的。再看下面兩首詩：
齊雲樓外紅絡索，是誰飛下雲中仙？剛風吵起望不極，一對金蓮倒插天。（《續奩集二十詠·鞦韆》）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西湖竹枝歌九首》之二）
前一首，女子盪鞦韆，在前人筆下多是“隔牆送過鞦韆影”這樣隱約的寫法，而楊維楨卻盡力寫出其恣狂的情狀；後一首則寫出女子豪爽熱烈的情感，她們都不再是溫柔而嬌弱的。
楊維楨詩的審美情趣，違背詩歌傳統的“雅正”要求，而與元代小說、戲劇、散曲等市井文藝的藝術趣味相通。胡應麟《詩藪》批評楊維楨詩“視前人瑰崛過之，雅正則遠”，又說楊氏《香奩八詠》“是曲子語約束入詩耳。句稍參差，便落王實甫、關漢卿”。他的眼光很敏銳。從具體的方面來說，像前面引到的用以形容女性的“輕脫”、“輕劣”、“嬌強”、“嬌劣”一類語彙，在元散曲特別是喬吉的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而最明顯的是《續奩集二十詠》，用一組詩寫一個自訂私約、自主婚姻的少女形象，頗有《西廂記》的味道。就從《相見》、《相思》、《的信》、《私會》這些標題來看，就很有情節性，既像是散曲的組曲，又像是雜劇的改寫。不僅如此，從總體上說，楊維楨詩的恣張的情感表現，也是與元代市井文藝相通的。所以說，他的詩既號稱“復古”，又很重視“順今”。
一部分古樂府詩寫得過分古奧和怪怪奇奇，以致很難讀懂，是楊維楨詩的一個弊病。但總的說來，他的詩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在新的歷史狀態中有力的新趨向，這是其真價值所在。它在元末東南沿海地區引起強烈的反響，受到廣泛的歡迎，是有著深刻歷史原因的。
顧瑛（1310—1369）字仲瑛，別名阿瑛，崑山（今屬江蘇）人。是個富商兼儒者。早年經營產業，遂成為吳中鉅富。
後建構以“玉山草堂”為主的園林群體，“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列朝詩集小傳》）。他所編輯的《玉山名勝集》記載了當時玉山草堂中文士宴集的盛況，《四庫提要》贊為“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文人雅集，向來是帶有貴族氣息的文化現象，玉山草堂中的集會，則反映了商人階層在獲得財富以後對文化價值的追求。
作為一個儒者、文人兼富商，顧瑛的思想型別在中國思想背景中顯出幾分特色。如《自題像》一詩：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此詩前二句表現思想態度和人生觀念的隨和、無所固執，後二句再推出一層，寫自己的人生最得意的一段經歷。據其自述：“年十六，於父之盅，而遂廢學焉。性好結客，常乘肥衣輕，馳逐於少年之場，故達官時貴靡不交識，然不墜於家聲。”
（見《玉山逸稿》附自為《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其實即指他經商的那段經歷。這似乎表明：“儒衣僧帽道人鞋”是他的“自我”的外在裝飾，骨子裡是個富於“豪俠”之氣的商人。
此詩把顧瑛的個性表現得很有色彩。
在中國古代文學裡，商人通常被描述為不勞而獲的類群，作為貧困農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