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百業雜工，無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詞唱曲，使文人詞不脛而走，在這種極為迅捷的傳播中取得了與詩匹敵的地位。“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的傳聞或不免有所誇張，但歌妓集資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說明他的詞在城市消費集中處的傳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擴大了詞的影響。而在柳詞中表現出的市俗情趣，也正顯示著文人文學的一種新趨向。總之，紙張成為普通的商品、印刷術的普及、書肆的活躍、大眾娛樂的發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傳播，傳統文學不再是少數階層的專利，而出現了一個普及化的程序。同時，隨著這種普及程序，一大批本來被摒除在文人文化圈外的下層讀書人、商賈市民，也追時趨勢地加入到文人文學的創作界來，這就有可能改變文人文學的內容、思想、情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江湖詩人聚集於書商陳起周圍的現象。書商陳起出資刊刻詩集，使一大批本來詩風未必盡同的文人聚在了一道，並互相影響形成所謂“江湖詩派”；而江湖詩派的詩歌內容、思想與情調顯然又與傳統頗有違異，倒與世俗口味逐漸靠攏。詩歌與商品如此密切地結緣，商人如此有力地左右了詩人，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第一次，它表現了城市與商業的發達對文學的影響。
城市與商業的發達更直接地刺激了市民文學的興盛。據宋人筆記記載，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稱為“瓦舍”、“勾欄”的娛樂場所，演出各種各樣的技藝。其中最流行的是說話。吳自牧《夢粱錄》和耐得翁《都城紀勝》均載有當時的“說話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說”和“講史”。儘管現在已無法看到真正出於宋人的話本（以前視為宋元話本集的《京本通俗小說》系偽造），但在各種書籍記載中，我們還能瞭解到宋代民間說話藝術的繁盛情況和說話的許多名目；元代所刻講史話本的內容有些顯然在宋代就已流傳，明人的小說話本集中有些作品也保留了源出於宋人之作的痕跡。所以雖然現在無法對宋代白話小說作出具體的評價，但它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發展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卻是無疑的。
在中國戲劇的發展過程中，宋代也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宋代宮廷和瓦舍勾欄中都有雜劇的演出，腳色已增至四人或五人，其表演雖以“滑稽唱唸”為主，但已有一定的故事情節（見《夢粱錄》），比較唐代“參軍戲”一類簡單的滑稽表演有了明顯的進展。《武林舊事》記錄有宋官本雜劇戲目二百八十種，都沒有劇本留傳下來，也可能當時就沒有確定的文學劇本。但作為成熟的戲劇——元雜劇的前身之一，宋雜劇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另外，南宋時期在溫州一帶流行的南戲，也是中國戲劇的重要源頭。
作為通俗文學形式的白話小說與戲劇，在宋代尚未取得特出的成就，這主要是因為宋代的文人對此還不夠重視，還沒有具備高度文化修養的作家從事這方面的創作。但由於在社會中受到人們廣泛的喜愛，它們的價值和影響已經顯露出來。而到宋代以後，隨著城市與商業的發展，隨著市民階層力量的增長，隨著一些優秀文學家的直接參與，小說與戲劇不斷走向成熟，進一步佔領了文學市場，匯入了文學的主流。
這種情況也說明文人文學與市民文學之間有一種互動和同步發展的關係。
由於資料的缺乏、分辨的困難，也是從敘述的方便考慮，我們將把宋代小說與戲劇的情況歸併在元代文學的有關章節中介紹，在這裡僅從總體上加以簡單的提示。
與宋王朝同時存在的遼和金政權統治地區的文學，習慣上也歸於宋代文學的範圍。但由於前人的不重視造成資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遼金文學的瞭解其實是很有限。簡單說來，遼、金雖然是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但受漢文化的影響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穩定的統治以後，甚至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所以，用漢文寫作詩歌散文，在遼金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尤其是漢族文人，他們在這方面的素養並不比南宋文人差。雖然在歷史上被稱為名家的不多，但至少像金末詩人元好問，是足以與南宋諸大家相提並論的。而由於遼金文人受儒學的約制畢竟不像宋朝文人那麼嚴重，他們的文學觀念以及創作也較少拘禁。當宋朝文人的創作轉向重理智而輕感情的方向時，遼金文人的作品仍較多地表現出率真任情的特色，這種特色一直延伸到元代。金代的市民文學也很發達，與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流程保持著同樣的步調，有些方面甚至佔據著領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就代表了當時說唱文學的高峰。特別在戲劇方面，沿襲宋雜劇的金院本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