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哽住了。附在臉上的淚痕尚未乾涸，又盈上了更為豐饒的淚水，終於有淚珠掉在了胸襟上。
會場靜極了，靜極了，靜得能聽到總理淚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聲。於是，我心頭一酸，淚水奪眶而出。於是，會場起來一陣隱約的唏噓，大約在場的政府官員都哭了。畢竟，他們都是人民的兒子。那時的幹部極少極少有人以權謀私，不敢不會甚至想也想不到。他們是一批有理想，熱衷於獻身的人，然而，現實卻殘酷地讓他們流下了淚……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不遂人願的現實又一次令我們的總，理流下了淚。
那是1970年3月，周恩來把陝西省和延安的領導同志叫來北京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北京市的領導。總理要求陝西省要關心延安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區，派科技人員，幫助延安發展5小工業。總理心情沉重地說：“延安老區，對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貢獻。我們進城了，延安還那麼苦，我還是從我身邊一個同志的小孩子口裡知道這個事……”
總理所說“身邊一個同志”就是我，所說“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在1968年才15歲就下鄉去延安地區插隊，1970年3月回京探親。總理喜歡我的女兒，在我女兒小時，他和鄧大姐多次抱著我的女兒邀請：“俐俐，住到我家裡來吧。”現在，總理聽說她下鄉回來，特意把她接到家裡來吃飯。問到延安地區群眾生活時，俐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