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笨腳的樣子……”
尼克松難以贊同田中角榮的話，我們國內卻有人贊同，甚至更誇大其詞。什麼原因呢？
非“同志關係”的人這樣講不足為怪，“同志”中有人這樣講，其中大約有3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有些好心人，對總理感情深的人幫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已是公認，於是，出於熱愛便有人總想把總理摘出來。總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決斷，以為對黨和國家，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有好處的。但這些好心人找出各種似是而非的“根據”，硬要把總理的深信和擁護說成違心，把贊同說成屈從，把尊重說成讓步。這樣做的結果，總理對“文化大革命”應負的責任，其實是摘不掉的，反而把總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則和勇氣的人，這就從人品上損害了總理。豈不是適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歷史的人，最終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個人迷信，把天下功勞都歸於毛澤東，錯了。此後功勞是大家，錯誤全推在毛澤東身上，又錯了。為什麼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講點實事求是的真話呢？“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段時間，沒聽說有幾個人反對，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幹部。不少人被打倒了還真心喊萬歲呢。各省市自治區的問題都是總理主持處理的，要說錯了，總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會首先站出來承擔責任。生前全黨就一致公認，他是最富自我批評精神的一個，從不推誘責任。
第二種情況是，一些政治上淺薄的“中才之人”，清談之士，喜歡自以為是地誇誇其談。他們一件事也幹不成，但沒有一件事不會發議論。“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後，周恩來逐漸看出一些問題，特別是到後期，他對毛澤東為防止在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所採取的步驟與措施產生了懷疑，越來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圖採取一些補救措施。於是，這些“中才之士”雖然從未進過政治遊渦，卻在那裡指手畫腳，把總理的韜略說成不敢冒衝突的風險同毛澤東正面交鋒，把顧全大局埋怨為不敢像彭德懷那樣摔帽子罵娘，把堅強的黨性和服從組織決議說成缺少獨立和個性。
中國共產黨能奪得天下，靠的是黨組織的力量，而不是每個黨員的“獨立”“個性”。即便是錯誤，也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否則就不能保證正確時的全黨服從中央，就無法步調一致，就無法形成統：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審查干部時，再大的錯誤，只要是執行組織決議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帳算到他個人頭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則後患無窮，黨將失去統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歷史證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難改變思想。跟他們共事容易建功立業。打天下的共產黨人，或者是經天緯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識的“老粗”“下愚”，過去的八大軍區司令沒幾個有文化，他們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團結奮鬥，成就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卻什麼都知道一點，這種人難有自知之明，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氣；清談起來一個比一個“見解”多，幹起來只會抱怨不會克服，任何事都難於同他們合作完成，特別是在危難時刻。正所謂“秀才鬧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總結出來的至理名言。
第三種情況是，缺少一點理解。
有位外國記者問周恩來：“當你信仰的東西與你民族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你首先選擇什麼？”周恩來毫不遲疑地回答：“我首先是個中國人。”正因為這樣，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時，周恩來能出面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把與國民黨蔣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邊，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
周思來是一個意志堅如鋼鐵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一點不會有人懷疑，後面的幾章也將談及。但他首先是中國人。“四人幫”批儒，批周公，其實就是批周恩來，這一點不假。過去二千年，儒學是中國文化的基色。周恩來自小就薰陶於溫文爾雅、謙恭有禮的儒學的氛圍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溫和、謙恭、禮義的一面。在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上，也必然有顧全情義，有失鋒銳；謙和有餘，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實毛澤東說他“政治上弱點”就是指此而言，並非指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實周恩來性格中的這一面，不僅是對毛澤東，對父母、親友、同志都有表現。後面幾章我將以事實證明。從大量的回憶文章可以看出，所有當事人都是歌頌懷念周恩來性格中的溫和、謙恭、禮義的；為什麼周恩來這一性格表現在與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