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意。“每個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熱，並以此為動力。這種狂熱是該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動的基本趨勢。猶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繼續使用這種非論戰式的語言。他寫道，猶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與所有人一樣，受這種動機驅使的；唯一不同之處是目的不同。此時，希特勒筆鋒一轉。“猶太人的最終目標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變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種族水平，以及透過剷除某一民族的知識階層並用品成員予以代替的辦法，統治混種的民族。”這種不同的目標（用較冷靜的語言表達）使猶太人成了人類的威脅。由於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麼，希特勒的反猶鬥爭就不單是為了德國而且也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終於明白了，他的兩個最迫切的信念——來自猶太人的危險和德國對較大的生存空間的需要——原來是交織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關重要的生存空間，帝國就會滅亡；若不剷除猶太威脅，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間鬥爭，不會有文化，因而，民族就會腐爛。
很可能，希特勒的極限點就是以此為標誌的；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觀之精髓。現在，他正面臨一項雙重任務：在東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間和消滅猶太人。先前看來是分開的但不是平行的兩條路，現在是一條路了。這好像是幾個月來他在奧伯薩爾茨貝格的別墅裡看那雙峰一樣：兩個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現在他才明白，通向雙峰的路原來是一條！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馬丁·路德等反猶前輩，僅在口頭上談論消滅猶太人；現在手中拿著未來藍圖的希特勒，希望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變成比哈曼更偉大的屠猶者！
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書，後來被稱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後32年才首次面世。或許，他覺得這本書太深奧，不適於其追隨者，對頭腦複雜些的人來說，它又太露骨了；也許，他並不想洩露藏在字裡行間的大規模屠猶計劃。在字裡行間還可找到品種族滅絕的動機的線索。滿篇都充滿了可洩漏其動機的說法：猶太人是“國際放毒和種族腐蝕的大師”，也是：“用罪惡的和平主義液體肥料去毒害敢於自保的人們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說，俄國在培植“病毒”；他將德國擁擠的工人區（是生存空間不足的結果）稱為“國家軀體上的膿瘡”，“混血和使種族變劣、降低種族水平的滋生地。結果，在這些流膿的中心裡，國際猶太人的種族蛆在繁衍滋長，最終造成進一步的破壞。”
書中對猶太人放毒和腐蝕的恐懼。曾兩次以人身攻擊的形式出現。他錯誤地將簽署1918年停戰協定的可恨的埃爾茲伯格稱為“猶太老闆與一女僕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說他的父親。“如果某人長了癌並註定要死亡，即使開刀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他這樣寫時，心裡肯定想著他母親。
對父親或許有部分猶太血統的恐懼（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親痛苦地死於癌症給他帶來的身心痛苦、憤恨和罪惡感。以及對那位猶太醫生的複雜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醫生曾用碘酒激烈地為她施行治療——所有這些，都滲透於“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寫完此書後不久，希特勒曾主動找過一位精神病醫生；這也許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黨員，阿爾弗萊德·施文寧格醫生，求他驅除“癌恐懼”。現在尚未找到治療的記錄；不過，這位精神病醫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實現其罪惡目標的黃金機會；施文寧格也未能驅除希特勒之癌恐懼。癌恐懼，以及消滅猶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隨他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第九章 家人去世
1928—1931（1）
希特勒貫徹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約瑟夫·戈培爾在新近競選中失敗後，正全力以赴，力求使黨重獲青春。1928年夏，他一連為《抨擊》寫了3*？文章，企圖討好投票贊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產黨的語言攻擊說，資本主義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創始者，不再是創造者。他已變成了機器，變成了號碼，變成了沒有知覺或目標的工廠裡的機僕人。”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能給他們帶來尊嚴，使他們的生活有意義。在短得出奇的期間內，戈培爾就取代了斯特拉塞爾在北方作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這樣一來，很明顯，便給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對手。希特勒對戈培爾此舉非常高興，批准了他的社會主義路線，將《抨擊》改為雙週刊。還讓編輯當了黨的宣傳部長。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時能諒解人。如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