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實事求是和平等待人的態度，則贏得了男人們的信任。
他的演講也成了政治敏銳的典範。那年秋天在漢堡的一次演講中，地方長官埃爾伯特·克列*？斯注意到，希特勒是嚴格按照提綱講的——提綱上寫著關鍵的字句。甚至連看來像脫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預先寫好的。希特勒並不像許多人，特別是反對派認為的那樣，是個直觀的演講家。他的講稿寫得很有條理，他確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麼效果和如何取得這種效果。克列普斯不瞭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檢驗他的世界觀，但他卻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醞釀大略雄謀。“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陳詞濫調，只有使用新詞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眾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驅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標的人們均可接受。所以，當他首次在漢堡公開出現時。他能在短短的1小時內，使懷有疑心或保留意見的聽眾鼓掌，而且掌聲越來越響，到結束時，掌聲成了滿堂喝彩的掌聲。後來，連頭腦最清醒的聽眾也宣稱，雖然他們仍反對希特勒及其納粹黨，但，很明顯，希特勒本人卻比他們想象的更通情達理。”
他也正在學習如何才能滿足一般德國人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義期間的嚇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間的狂熱者；而是個專為祖國謀求福利的通情達理的人。他的“基本價值和目標”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聽眾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達理的話”，不外乎是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綱領的假面具而已。這個綱領將改變歐洲地圖，這樣或那樣地影響地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
那年秋天，希特勒在柏林作短暫停留，親自解決戈培爾與斯特拉塞爾之爭。據奧托·斯特拉塞爾的說法，希特勒來到他的辦公室，要求停止爭吵。“那你就去對戈培爾說吧”，他沒好氣地說。“他才是咄咄逼人。”奧托的與己無關的表現，絕不能反映其兄長對希特勒的態度。元首是專門前來表示他對格里戈爾的信任的。除了讓他重返黨內外，元首還擬讓他擔任較高的職務。在巴伐利亞首次公開露面時，是他，格里戈爾，與希特勒一起出現在講臺上；主持最後一次年會的，也是他，格里戈爾。弟弟一再警告說，希特勒的權力已大到有點危險了。但他就是不聽。“喂，”他爭辯說，“和我一樣，你也知道希特勒並不是領袖，而是受歡迎的人民講壇。他還是可以對付的。”希特勒像一起頑固的馬。“不應該讓他把我們摔下，應將他勒住，領他走上正道。”
奧托說，希特勒不是一起馬，而是一隻虎，“一旦把你摔下，他就會永遠將你除掉。”格里戈爾反駁說，他能駕馭元首，因為希特勒畢竟“是個軟弱的人，性情好，又忠誠老實。你不知道他多重視我的話，他經常對我說，格里戈爾，你又對了。若是沒有你，我會變成什麼人呢？你以為他會對施特萊徹講這些話嗎？”
（6）
到了1927年年底，從表現看，希特勒在處理人的問題上，不但能個別處理，也能集體處理；在重新建黨問題上，很明顯，他的興趣在於長遠目標。進而言之，有些東西他已看到，而他的顧問們卻沒有：在發動大規模運動以擴大黨的基礎前，他必須抓住某件公眾急於解決的事件，在這基礎上再動員工人和市民給予支援。同樣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某種明確的世界觀作指引。這，他在一年後便得到了；但，他所需要的事件都在2年後才產生，且產生在紐約市的華爾街。
新春到了，柏林的黨禁也已解除，接著，戈培爾的政治能量爆發，企圖在行將到來的國會大選中大顯身手，取得大勝。雖然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工人，但他也號召國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埋葬他們的分岐。“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互為補充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反對則亡；團結一致則能革命，能進步。”
5月20日的全國大選，對戈培爾個人說來，是個勝利，因他被派往國會：但對於元首，卻是個失敗，因為黨只選出另外11名代表。在過去2年中，納粹喪失了10萬張選票和兩個席位。這個損失既不是希特勒的責任，也不能怪罪組織不善，而是由於經濟狀況良好和缺乏一個關鍵事件使然。只提“凡爾賽條約”和“11月罪人”再也贏得不了選民了。政客們常常是在最後才能看出某種新趨勢的；當晚集合在慕尼黑黨總部裡準備慶祝政治大突破的納粹精英，被慘敗的數字搞得垂頭喪氣——數字是由通訊員騎腳踏車送來的。
希特勒於深夜前後才到達。他置沮喪的氣氛於不顧，向他的追隨者發表了一起富於哲理的、幾乎是超然的演說，使大家好生驚奇。老政客們原以為，他們將聽到的不外乎是個失敗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