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自己的調查研究之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數宇——大約35。5萬人。儘管他們的數字在所有對死亡總數的估計中已經是很高的了，但他們認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實際死亡人數是遠遠超過他們能從檔案中發現的數字的。還有一些專家認為，在現有的統計數字中可能存在相當大量的重複計算，他們指出，例如。許多被日本人倒進河裡的屍體被衝到岸上，並被再一次埋葬，於是在清點屍體數字時就被算了兩次。但是尹和史拒絕考慮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任何被衝到岸上的屍體將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遠離這條河的什麼地方，而根據他們的調查研究，大多數掩埋地是距長江岸邊幾英里的地方。他們爭辨說，把那些因風吹日曬已腐爛的屍體運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裡去掩埋是違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透過對倖存者的採訪還發現，那些遭強姦後被殺害的遇難者的家庭成員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並沒有向當局報告。由於他們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數字只是來自集體屠殺的報告——而沒有來自個人的、任意被屠殺的數字——所以尹和史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總數很可能達40萬人之多。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著無可否認的證據，這個證據使日本人自己也認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死亡的總數可能高達30萬人。這個證據之所以十分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統計的，而且因為它是在大屠殺的第一個月被統計出來的，當時的屠殺已遠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約他在華盛據特區的朋友發出了下面的電報，這份電報被美國情報局截獲、解密，並於1938年2月1日譯成了英文：
自幾天前回到上海之後。我調查了關於日本軍隊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報告。根據可靠的目擊者的口頭敘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毫無疑問地證明，日本軍隊的行為方式以及繼續採取的行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紀侵入羅馬帝國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稱為“上帝之鞭”，意為“天罰”一譯註）和匈奴人。至少有30萬中國平民被殺，許多殺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極其殘忍的。
有人試圖提出，如果蔣介石在11月政府撤離時就拉出他的軍隊，而把一座無防禦的城市留在後面，那麼或許就能避免如此大規模的屠殺。但是隻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在此之前的幾個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戰爭途中，他們已經有計劃地摧毀了整座整座的村莊和城市，併到處都在施以同樣的暴行。很明顯，他們井不需要來自中國人對他們行動的挑釁。我們所能肯定說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國士兵的城市將至少使日本人無法提出這樣的藉口，即他們連續的殺人是因為需要除掉隱藏在老百姓當中計程車兵。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這將改變日本人的行為。
還有人嘗試提出，如果蔣介石不下達那個無意義的在緊要關頭撤離南京的命令，而是堅持抗戰到最後一個人去保衛這座城市，那麼南京城的命運將會有所不同。對這種說法我們也必須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對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裝備，受過更好的訓練，他們早晚會打敗中國的部隊。但是一場長期持久的運用游擊戰術的鬥爭將挫敗日軍計程車氣，並激昂中國軍隊的鬥志。即使沒有別的作用，這種戰略戰術也將使更多的日軍在與中國人的戰鬥中被消滅，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們對中國士兵的狂妄驕橫之氣。
第五章 南京安全區
歷史上的每場戰爭中，總會出現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們的所作所為給那些受戰爭迫害的人們帶來了生存的希望。美國教友派的信徒們曾釋放了屬於自已的奴隸並幫助他們建立了“地下鐵路”。在二戰期間的歐洲，納粹分子奧斯卡·辛德勒從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裡營救出1200名猶太人，還有瑞典外交官拉烏爾·沃倫伯格以發放假護照的方式解救了10萬多名猶太人。又有誰能忘記吉甫夫人這位奧地利婦女和她的夥伴們曾將小安妮·弗蘭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內一幢房屋的頂樓上，以躲避德國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們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極少數人，出於我們大多數普通人永遠無法理解的原因，不顧所有的警告去從事在正常年代中連他們本人都無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這樣一場恐怖中，試圖談論這個如此鮮明而引人注目的話題是困難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話，那麼他無疑會將目光集中於一小批美國人和歐洲人身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並且從幾乎難以倖免的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中援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