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中，我們再討論美國人和歐洲人出於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的漠然態度。
我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分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陰謀企圖使南京暴行遠離公眾的種種勢力。我還列出了近年來人們為挑戰被歪曲的歷史，所做的種種努力。
為澄清真相，每一種嘗試都注意到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維護他們集體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這一時期面對其所做所為時完全賴帳。面對歷史，他們的回應不僅僅是在本應留下痛苦記錄的歷史書上留下空白。事實是，日本的學校教育中沒有關於日本軍隊在中日戰爭中最醜惡方面的內容。與之相反，他們精心偽裝，編造神話，把日本發動戰爭的角色轉換為戰爭受害者的角色。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原子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恐怖幫助這種神話去代替歷史。
時至今日，面對世界輿論，日本仍拒絕對其戰爭行為表明悔意。甚至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儘管戰爭法庭審判一些日本領導人有罪，日本人還是設法逃脫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審判，而德國人則要為他們在那段夢魘般時期的行為接受譴責。在繼續逃避審判的時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樁罪行的主謀。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
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的腦海裡一直浮現著喬治·桑塔亞（1963…1952，西班牙哲學家小說家。——編注）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在試圖理解日本人的行為時，要求必須給以回答的問題是極為明顯的。是什麼原因使那些在現場的日本士兵的行為竟全然不顧人類行為規範的約束？為什麼日本軍官允許甚至慫恿這種胡作非為？為什麼說日本政府也難逃干係？而且至少還應該回答：面對來自它本身渠道的報道，以及它所聽到的來自現場的外國人傳遞的資訊，日本政府的反應如何？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講一點歷史。
20世紀的日本脫胎於一種上千年形成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社會等級靠武力爭奪而確立並得以維持。追溯以往，人們都記得，日本列島上有權勢的封建諸侯僱傭私人軍隊，彼此進行連續不斷的戰爭；到中世紀這些軍隊巳經演變成一個獨特的日本武士階層，他們的行為規範被稱為“武士道”（“武士的行為方式”）。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個武士一生中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這種榮譽觀當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創造的。羅馬詩人賀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輕人應當對其統治者所負有的義務——“為國而死。無上光榮”。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學大大超過了這種對服兵役的適宜規定。日本武士的行為規範極為苛刻，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道義上的強制性，即如果武士們沒有光榮地完成軍事作戰任務，他們就必須自殺身亡——通常是舉行極隆重的但疼痛無比的剖腹自殺儀式，這時武士要在證人面前毫無畏縮地用劍剖開自已的腹部自殺身亡。
到12世紀，當時稱為“將軍”的最有權勢的統治家族的首領，向作為天照大神之直系後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將軍的武士為天皇提供軍事保護，以換取整個統治階級對武士階層的神聖承認。交易作成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為規範，逐漸深深地滲透到日本文化之中，併成為所有年輕男子崇尚的道德行為準則。
時間並沒有腐蝕武士道精神的力量，這種力量最初顯現於18世紀，並在現代被運用到極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臭名昭著的“神風”突擊隊的自殺使命，即受過正規訓練的日本飛行員駕機直撞美國的航空母艦，曾震驚西方，西方人沒有想到，日本的年輕人竟會如此心甘情願地準備為天皇獻出生命。另外，並非只是少數精銳部隊抱定了寧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們關注這一事實：在塞班島和硫黃島，戰死與投降的盟軍的比例為3∶1，而日軍則為120∶1。
賦予日本獨特個性的另一種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強加的孤立主義。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德川家族統治日本，他時這個島國實行鎖國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響。這種閉關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護日本免遭更廣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