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之後，正義沒有得到伸張。當許多曾經蹂躪南京人民的日本人從日本政府領取全部養老金和其他津貼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受難者卻默默地忍受貧窮、恥辱，或是漫長的身心痛苦。
這種正義的顛倒是伴隨著冷戰開始的。美國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捲入戰爭的領導人的統治。但是戰後的蘇聯違背了其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承諾，佔領了波蘭和德國的部分領土。當東歐共產主義的“鐵幕”降臨之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擊敗了蔣介石，並迫使其政府撤退到臺灣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在這場戰爭中，有100萬朝鮮人、25萬中國人和3。4萬名美國人死去。由於中國、蘇聯和北朝鮮成為美國新的戰後敵人，美國突然把日本當作一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國家。基於此，華盛頓決定保持一個穩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戰亞洲的共產主義力量。美國幾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戰前的官僚體系，並允許許多戰犯逍遙法外。就這樣，當納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納粹戰犯被捕獲並帶上法庭的時候，許多日本戰時高階官員卻重新大權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級戰犯竟然被選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為首相的岸信介。——編注）。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卻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南京處於一種與國際社會相隔離的狀態。在幾十年裡，中國政府不僅斷絕了同西方的來往，還驅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國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為南京安全區負責人員拯救了很多中國人生命的外國人。
1995年夏，我成為西方首批攝錄南京暴行部分倖存者證詞的人。令人遺憾的是，如果我早10年訪問南京的話，還可以找到很多完整的大屠殺遺址，因為那時南京還是歷史保護的典範，許多30年代的建築還保鼠著。但從80年代未到90年代，南京颳起了狂熱的土地開發風，許多古蹟被破壞，而代之以籠罩在濃霧之中的豪華賓館、工廠、摩天大廈和居民樓。就連著名的南京城牆也消失不見了，只留下一些城門作為觀光的景點。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對這樣一個擁擠而繁榮的城市，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所發生過的一切，因為在大屠殺之後，南京的人口已增長了近10倍。就在這繁榮之下，還有與過去相連的鮮為人知的人的紐帶——南京大屠殺年老的倖存者。在南京的學者們的引導下，我見到了一些散佈在南京城各處的倖存者。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震驚和悲哀。倖存者大多住在黑暗、骯髒的房子裡，屋裡堆滿了瓷器碎片，散發著濃烈的潮溼和發黴的味道。我得知，由於在大屠殺中遭受了嚴重的身體創傷，他們中有很多人在幾十年來無法正常地生活。許多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即使來自日本的最少量的經濟賠償，也是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況的。
國際人權律師卡倫·帕克認為，雖然中國多次發表對日本人寬宏友善的宣告，但從未與日本簽訂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索取國家賠償的協定。另外，帕克還指出，即使簽訂一個這樣的協定，但根據不容否定法的原則，該協定也不能侵犯作為個人的中國人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見的倖存者大多不知道國際法的這些錯綜複雜之處，而是認為已經剝奪了他們索賠的權利。一個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幾乎被活活燒死，他告訴我，當他聽到中國原諒日本罪行的謠言時，禁不住痛哭失聲。
同樣值得深思的是許多曾經組織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的命運。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幫助南京的中國人，但他們從未從生活和後人那裡得到他們所應得的。還沒有一本描寫這些被遺忘的二戰英雄的著名圖書，當然也沒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強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們的精神主要藏在從柏林到美國森尼韋爾的檔案和閣樓中——由於他們曾像活菩薩一樣拯救過南京，他們的精神也為中國的倖存者們銘記在心。
在多數南京的倖存者知道安全區的領導人做過的事，但幾乎無人瞭解他們後來的遭際。一些這樣的外國人後來備受羞辱，被逐出中國，回到祖國後又遭到審訊和隔離，身心都受到了無法癒合的創傷，有人甚至絕望自殺。當我在中國談話的倖存者聽到這些時，他們十分痛苦。這些外國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遲來的受難者。
邁納·瑟爾·貝茨和劉易斯·斯邁思的經歷可以說明，他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英雄主義行為是怎樣因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鮮戰爭時期；中國的報紙文章把南京的美國人當成幫助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