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拉貝寫道，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國人試圖解救一個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傷喉嚨的中國人時，他們自己也遭到了攻擊。哈茨用椅子進行了自衛，但是克勒洛爾則顯然是被捆住了後遭到毆打。
——安全區最終安置了20萬到30萬名難民——幾乎佔了留在城裡的人口的一半。
根據後來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可看出這是一個令人髮指的統計數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殺前離開了南京。而大約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時，60萬到70萬中國難民、當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萬人）被殺。
“如果說在大屠殺最猖狂時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區，那麼另一半人——幾乎是每一個未能進入安全區的人——大概都慘死在日本人手裡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麼
關於南京的暴行，世界並非一無所知；在事態發展的同時，全球公眾就不斷地得到大屠殺的訊息。南京淪陷前的幾個月，大批住在這座都城的外國記者報道了日本飛行員對南京的空中轟炸。12月初日本逼近這座在劫難逃的都城時，記者幾乎每天都提供有關戰爭進行情況、最後時刻的撤離和建立國際安全區的清晰的報道。令人驚愕的是，大屠殺開始的時候，日本報章刊載了把中國人驅攏起來槍決、成堆成堆的屍首在河邊等候銷燬、日本士兵之間進行殺戮競賽的照片，甚至還有記者對日本人屠殺駭人聽聞的評述。
顯然，在國際輿論介入之前，屠殺的最初幾天令日本政府極其得意。在日本，人們聽到攻陷南京的訊息後，舉國歡慶。東京製作特別的南京麵條餐，而日本全國兒童提著圓形的燃燭紙燈籠參加夜晚的遊行，以象徵上升著的太陽的優勢。只是在帕奈號船沉沒和大肆屠殺南京市民遭到國際上的譴責之後，日本政府才趕緊試圖掩蓋其軍隊的所作所為，並用宣傳取代這些訊息。由於幾個美國記者的努力，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不久便面對一個絕大的醜聞。
美國記者
當時對西方輿論有極大影響的記者是3位美國駐外記者：《紐約時報》的弗蘭克·蒂爾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聞》的阿奇博爾德·斯蒂爾和美聯社的C。耶茨·麥克丹尼爾。這3人都生性好冒險。德丁是一個來自休斯敦的29歲的記者。為了免費坐船從美國去中國，他曾在一艘貨輪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絞車。一到上海，他先為一家英文日報工作，不久便轉為《紐約時報》報道中日戰爭。斯蒂爾是位資歷較深的記者，曾報道過日本侵佔滿洲和亞洲戰爭的擴大。麥克丹尼爾也許是3人中膽子最大的一個：在屠殺之前，他曾開車穿越鄉下的戰線，差一點在其“尋找戰爭”的調查中被炮彈炸死。
德丁、斯蒂爾和麥克丹尼爾在屠殺開始僅僅幾天之後離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時間內，他們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他們不僅撰寫饒有興味的報道，由美國各家最負盛名的大報登載在顯著的位置上，而且參加了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記者脫離其作為中立觀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為這出戰爭慘劇的正式參與者。有時他們去保護中國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從而成為他們自己報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麥克丹尼爾承擔起保護美國大使館中的中國僱員的責任。大屠殺期間，他們多數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麥克丹尼爾則花費大量時間打滿一桶桶井水，費力地運回使館給這些僱員喝。他努力幫他們尋找失散的親人（領回來的常常只是他們的遺體），還要趕走那些試圖衝進使館的日本兵。
記者們甚至試圖去救助那些顯然無法挽救的人，即使僅僅是為了去安慰這些離死亡只有咫尺之遙的人們。在大屠殺期間，德丁遇到一個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國兵，他的下巴被炸飛了，身體淌著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幾年後德丁回憶道：“我不知道該把他送去哪裡或該做些什麼，”所以，我只是愚蠢地決定要做點什麼。我只是放了一張5美元的紙幣在他手中。當然，對他毫無用處，但無論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種要做點什麼的衝動。他只剩下一口氣了。“
12月15日，多數記者離開南京去上海傳送他們的報道。他們在這座城市的最後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碼頭的路上，在水西門下，記者確確實實不得不開車碾過幾英尺的屍體，狗已經開始啃齧這些屍首。後來，在等船的時候，他們看到日本軍人把1，OOO名中國男子排成行，強迫他們一小組一小組地跪下，並挨個地朝他們腦後開槍。在殺人的時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菸，就像這整個場面給了他們莫大的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