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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他們之所料，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報告引起了美國公眾的懷疑。一篇題為“洗劫南京”的文章在《讀者文摘》刊出後，一名訂閱者寫道：“難以相信，人們會相信這種貨色，它很顯然是粗鄙的宣傳，並很使人想起在以前那場戰爭中提供給公眾的那種無聊的東西。”其他訂閱者也有類似的評論。但是《讀者文摘》的編輯們堅持這些故事是真實的。為了捍衛其可靠性，編輯們忍受“巨大的痛苦”收集更多的國際安全區領導人的來信，把它們轉載於該雜誌1939年10月號上。編輯急切地加上：“我們所見的材料可以塞滿這份雜誌整個的一期，全部材料證實了今後刊登的有代表性的精選段落。”
幸運的是，在南京的罪行不僅記錄在紙上，而且拍成影片，使它們幾乎無法抵賴。約翰·馬吉有一部業餘攝影機，他拍下了金陵大學醫院中幾個臥床不起的受害者。他們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一個可怖的變了形的、燒焦了的男子，日本人曾試圖把他活活燒死，一個搪瓷炊具店的職員，頭上狠狠地捱了一日本刺刀（住院6天之後，他腦子的顫動仍清晰可見）；一個被輪姦的受害者，日本兵幾乎砍斷了她的頭。
儘管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喬治·菲奇最終把片子偷運出中國。1月19日，他獲准離開南京乘坐日本軍用車上海，在火車上他和“一群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節三等車廂。有關南京暴行的6卷16毫米的電影反轉片縫在他的駝毛外衣的內襯裡。後來他告訴家人，他心裡明白，如果搜到他帶著膠片，馬上就會殺了他。不過幸運的是，菲奇把它們到了上海，並在柯達店裡製成4份複製。其中一份由納粹黨人約翰·拉貝從上海帶到德國。其他幾份有的最後到了美國，菲奇和其他傳教士在那兒給信徒和政治團體演講時放映過。影片的幾個畫面轉載於《生活》雜誌；真實鏡頭的幾個片段出現在弗蘭克·卡普拉的新聞紀錄短片《我們為什麼戰鬥：中國之戰》。幾十年之後，這些鏡頭又重現在兩部發行於90年代的歷史記錄片：《證據》和《天皇的名義》。
人們大可想像，當這些有關日本人各種暴行的書面報告、照片甚至影片設法進入世界傳媒時，日本軍事領導層是如何地暗自惱火。許多安全區的領導人生活在持續的恐怖之中。他們相信，如果日本人有辦法逃脫罪責的話，一定會把他們都殺了。有些人把自己關在屋裡，入夜之後沒有兩三個人作伴不敢冒險出門。至少有一人，即喬治·菲奇，推測日本人會懸賞要取他的腦袋。但儘管害怕，他們繼續輪流在晚上護衛安全區的關鍵地區，並堅持宣傳日本人的各種暴行。1938年1月28日，約翰·馬吉寫道：“日本人恨我們甚於恨敵人，因為我們向全世界揭露他們”。“我們都感到意外，我們竟無一人被殺，而我們是否都能平安離去仍是一個問題。
第七章 鐵蹄下的南京
南京的暴行持續了數月，儘管最慘烈的事件是集中在前六至八個星期。到1938年春，南京人知道大屠殺過去了，而且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能被征服，就不需要把他們全部殺死。當南京屈從於日本人的統治時，軍隊開始執行征服全體南京人民的措施。
起初，沒有什麼可征服的，一個外國人寫道：“你難以想象這座城市的雜亂無章，各處倒滿了汙物和垃圾。”廢物和人肉在大街上腐爛，因為沒有日本人的允許，什麼也不許幹——甚至不許處理垃圾和死屍。確實，有幾天軍車碾過在水西門下面的幾英尺的死屍，碾過死屍是為了使平民牢記抵抗日本人的可怕後果。
據觀察家估計，日本人損壞的公共財產按1939年的美元計算，總共約8。36億美元，而私人財產損失至少1·36億美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日本軍隊拿走的無可替代的文物的價值。
在社會學家劉易斯·斯邁思的指揮下，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對南京地區的損失進行了一項系統調查。調查員們走訪了市區五十分之一戶的居民和農村三分之一的村莊中十分之一的家庭。一份60頁的報告在1938年6月公佈，斯邁思總結道：南京經受的120次空襲和4天的圍攻所造成的破壞只有日本軍隊進城後的百分一。
大部分的破壞由縱火引起。南京一陷落就陷入大火之中，大火持續了6個多星期。⑤士兵在軍官的指揮下點燃建築物，甚至使用了特殊的化學條去引火。⑥他們燒燬了教堂、大使館、百貨商店、店鋪、公寓大樓和棚屋——甚至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