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何，我竟然會對那名犯人產生一種難以啟齒的親近感。或許是因為我們的長相確實太過相似，所以在被冤枉的漫長歲月裡，我的內心深處竟然生出了一種微妙的同理心，彷彿我們與生俱來就被命運囚禁在同一個軀殼之中。
我的思緒開始在這種病態的感受中迷失，有時甚至會覺得，或許我才是真正的兇手，只不過被一個囚徒所掩蓋罷了。我自己都無法判斷，自己是真的開始失常，還是單純受了太大的刺激和創傷而已。
病房裡的環境極其單調和壓抑，灰白色的水泥牆壁連同天花板地板都佈滿了不規則的裂紋，散發著一股陰冷的氣息。我在這間4米見方的小房間裡無所事事，整日整夜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出神。
偶爾也會被人領進小小的封閉院子裡曬曬太陽，透過鐵柵欄的縫隙，我能看到外面的一角天空。那片碧藍顏色彷彿安慰著我，讓我確信還有重獲自由之日，但我隨即又會被拽回病房，重新墮入陰暗和壓抑之中。
醫生們對我的診斷是“精神分裂症”和“偏執型人格障礙”。他們堅信我的大腦早已生了病根，不再能辨別現實和妄想。但我的內心是怎樣的掙扎和呼喊，又有誰能真正瞭解？
我每天都在被迫服藥，那些藥片的化學藥味讓我作嘔，我常常會吐在病床的床單上。護工們看到就會立刻衝進來，扭著我的胳膊把我從床上拖拽下來，用捆綁帶將我牢牢綁在床架上，以防我做出傷害自己的舉動。那種羞辱和無助感，只有親身體會才能知曉。
我的父親和哥哥偶爾會來探視我，透過僅有的那一扇小窗對我諄諄善誘。可我從他們的眼神中讀出了某種東西——恐懼，他們在害怕我。這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落寞和絕望。
一次，我的哥哥對著我大喊：“醒醒吧約翰！你再不振作就活不過今年了！”他的確是這個意思，語氣中透著絕望。
我隔著厚重的鋼化玻璃，無助地看著他們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漸漸扭曲、模糊，最後變成一灘液體般的色塊。我想呼救，可是喉嚨被恐懼牢牢封住，只能發出幾聲微弱的嘶吼。
大約一個月後，有一天我突然接受了來自護工的“特殊探視”。她領著我來到一間小型會客室，房間裡坐著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他似乎正在等候我的到來。
“約翰，這位是你的新主治醫生，羅伯特·威爾森博士。”那名護工這樣介紹道。她把我推入房間後就迅速離開，把門關上了。
“你好，約翰。”那名自稱是醫生的男子對我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伸出手來。我有些戒備地點了點頭，沒有去握他的手。
我環視了一下這間會客室，它比我的病房略大一些，但也是封閉的水泥混凝土結構。除了幾把塑膠椅和一張小桌子外，這裡什麼擺設也沒有。房間的一側有一面單向玻璃，我猜測外面大概有人在監視著這裡的一舉一動。
我斟酌了下用詞，用沙啞的聲音說：“很高興見到你...醫生。能否告訴我，為什麼要特意以這種方式‘會面’？我已經對付了那麼多精神科醫生，你們到底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
“別那麼戒備，約翰。”威爾森博士微笑著說，“我只是想親自和你交談幾句，看看你的病情而已。你知道的，醫生和病人之間保持良好的溝通對於病情的好轉是至關重要的。”
“哼，對於一個形同囚犯的瘋子來說，和良好的醫生溝通真是難能可貴。”我諷刺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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