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有加。將兵九原十餘年，蒙恬對邊地軍政處置得當，愛民之聲遍及朝野，為穩定秦政起到了基石作用。凡此等等，才有了天下皆呼蒙公的巨大聲望……
蒙恬有功於大秦新政，有功於天下臣民。
蒙恬無愧於李斯，實實在在地有恩於李斯。
教如此蒙恬去死，教如此扶蘇去死，李斯何能下筆哉！
然則，廟堂逐鹿業已展開，李斯又豈能坐失千古良機？李斯所以願意起而逐鹿，根基在於自己對自己的評判：李斯功勞雖大，然若李斯就此止步，在秦國重臣眼中，在身後國史之中，李斯便始終是個頗具聲名的謀臣而已。所以如此，全部根基只在一處：秦始皇帝的萬丈光焰，掩蓋了李斯的身影；有嬴政這般秦王這般皇帝，任何功臣的功業足跡都將是淺淡的。李斯不滿足。李斯要做商鞅那樣的功業名臣——雖有秦孝公在前，青史卻只視為商鞅變法！李斯要做周公旦那樣的攝政名臣——雖有周成王在前，青史卻只視為周公禮治！對目下李斯而言，達此聖賢偉業之境地，一步之遙也。而若退得一步，依據秦法秦政之道，秉承皇帝素來意志擁立扶蘇即位，則李斯很可能成為慘遭罷黜甚或慘遭滅族之禍的祭壇犧牲品。趙高固然可惡，然趙高對皇帝身後的變局剖析卻沒有錯：扶蘇為帝，蒙恬為相，則必然要寬緩秦政，要尋找替罪羊為始皇帝開脫；其時，這隻替罪羊當真是非李斯莫屬也。也就是說，要依據皇帝素常意志行事，李斯也相信天下可以大定，但卻一定要犧牲李斯！那麼，李斯做犧牲的道理何在？公平麼？若李斯是庸臣庸才，自是微不足道，作犧牲甚或可以成就名節。然則，李斯恰恰不是庸才。由是，另外一個追問便強烈地在心海爆發出來：若李斯繼續當政，繼續創造前所未有的功業而使天下大治，便果然不如扶蘇蒙恬之治道麼？李斯的回答是：不會不如扶蘇蒙恬，而是一定大大超越扶蘇蒙恬！對為政治國，李斯深具信心。扶蘇固然良材美質，然其剛強過度而柔韌不足，則未必善始善終。蒙恬固然近乎完人，然其大爭之心遠非王賁那般濃烈，則未必能抗得天下風浪。李斯固然有不如扶蘇蒙恬處，然論治國領政長策偉略，則一定是強過兩人多矣！
唯其如此，一個必然的問題是：李斯為何要聽任宰割？
李斯的老師是荀子。當年，李斯對老師的亦儒亦法的學派立場是心存困惑的。直到入秦而為呂不韋門客，為呂不韋秉筆編纂《呂氏春秋》，李斯才第一次將老師的儒家一面派上了用場，體察到豐厚學理帶來的好處。後來得秦王知遇，李斯又將老師的法家一面淋漓盡致地揮灑出來，從而連自己也堅執地相信，自己從一開始便是法家名士。李斯不諱言，對於老師荀子的淵深學問與為政主張，他是先辨識大局而後抉擇用之的。也就是說，李斯並不像韓非那般固守一端，那般決然摒棄儒家，而是以時勢所許可的進身前景為要，恰如其分地抉擇立場，給自己的人生奮爭帶來巨大的命運轉機。在李斯的心海深處，對老師的學問大系中唯一不變的尊奉，便是篤信老師的“性惡論”。
與孟子的性善論相反，老師的理念是人性本惡。李斯記得很清楚，老師第一次講“性惡論”時，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自幼經歷的人生醜惡與小吏爭奪生涯，使李斯立即將老師的“人性本惡”之說牢牢地釘在了心頭。入秦為政，李斯機變不守一端，大事必先認真揣摩秦王本心而後出言，正是深埋李斯心中的“人性本惡”說起到了根基作用。李斯相信，人性中的善是虛偽的，只有惡欲是真實的。是故，李斯料人料事，無不先料其惡欲，而後決斷對策。多少年來，李斯能一步步走向人生巔峰，不能不說，深植心田的警覺防範意識是他最為強固的盾牌。
至今，老師的《性惡篇》李斯還能一字一句地背誦出來：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憎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聲色之慾，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由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之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今人之性，飢而欲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