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的條文居然還被後人一抄再抄三抄，而抄進立法院三讀透過的“醫師法”，我們怎麼能不埋怨，埋怨那些既不用腦筋又不負責任的立法大老爺！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我前面所說的：“不倫不類的現狀究其禍首，皆導源於中醫或從中醫蛻變而出。”“醫師法”的癥結所在是中醫；修改“醫師法”的關鍵也都環繞在中醫問題上，這個毒瘤不把它割去，因它而起的潰爛還會繼續擴大、繼續蔓延！
吳基福先生到底是長者，他像每一個深受科學醫學訓練的醫生一樣，對所謂“中醫”、“國醫”、“漢醫”、“儒醫”、“江南世代儒醫”，採取一種緘默的抗議。我個人所接觸到的西醫們，臺大醫學院的學生們，他們也同樣具有著吳基福先生的風度——一種在我看來微嫌消極的風度。吳基福先生在五十九號文星《從霍亂談到“變法”》裡，曾要求：〔修正之〕“醫師法”嚴格規定醫師不能刊登誇張之廣告宣傳，同時對中西醫分別頒訂“醫師法”，各行其道，中醫不得使用西藥及注射器。
對這段話我有兩點意見：第一、按現行“醫師法”第十六條，已經有了“醫師關於其業務不得登載或散佈虛偽誇張之廣告”的規定，這問題的重點已不在吳基福先生所說的“嚴格規定”，而在如何使醫師履行此“義務”。關於這點，我的看法很樂觀，我相信真正潔身自愛的有醫德醫品的醫師，絕不肯做“虛偽誇張之廣告”，而整天在報上被鳴謝的聖手們，我們根本可以懷疑他們到底是不是醫生。
第二、“對中西醫分別頒訂‘醫師法’，各行其道”的意見，我絕難同意。因為這種二分法的措施，無異又走回三十二年“醫師法”頒行前的老路，無異又在法律上承認了中醫的價值。無異又把科學的現代醫學跟神學玄學的古代中古醫術相提並論，而使一般民眾仍在中西間做鐘擺，這是說不過去的。今天我們的責任，要對中醫中藥嚴格推行史汀生式的“不承認主義”，先在法律上不承認它，再在教育上把它趕走。每一個現代化的醫生（西醫），都應該以在醫界中有個附驥尾的“中醫”而感到可恥。醫學就是醫學，為什麼要有中西之分？
西醫就是醫生，為什麼要有些不掛聽筒的傢伙來充數？
總之，“醫師法”的修改必須從根本上動手術，不能妄想妥協或苟安，更不可有一般所謂“先做重點修改，餘者回大陸後再行之”的官樣文章。
如果在根本上我們決心動手術，我們才可進一步的商討細節，如明定出醫師法的“除名”部分（第四條第二款）、補足“醫籍”的缺陷（第七條）、用強有力的“醫療法”來代替“違警罰法”制裁密醫與誇大廣告、剔除“醫師法施行細則”裡中醫部分並將“醫師法”
第八條移入、完全廢除“中醫師檢核辦法”，以及增添我們所缺少的現代文明國家的醫藥衛生法規（如“衛生所法”、“精神衛生法”、“性病預防法”、“旅館業法”、“公園法”、“輸血法”等等）。除了這些法律條文以外，我們要嚴格要求下列七個機關的許可權和它們對醫生藥品、密醫偽藥、廣告宣傳的責任：
一、考試院考選部。
二、內政部衛生司。
三、省政府衛生處。
四、內政部警政司。
五、省政府警務處。
六、各縣市警察局。
七、省政府新聞處。
除了這些治標的機關，我們要正式建議教育部長，從速解決“中醫學院”這個Gordian Knot，別再做連半世紀前的教育總長都不肯做的蠢事！雖然這個鈴不是你係的，可是它非得由你來解不可。
立委與輿論界應該反省
“醫師法”是關係人民健康的重要母法，立法委員對“醫師法”的訂立與修改要負絕大的責任。從幾十年來的歷史來看，我們的立法委員們至少在“醫師法”上，實在對小百姓“沒有起”，他們做了很大的孽。他們不但在民國三十六年坐失一次修改的機會，並且還在一九五六年開了一次大倒車——“籌設中醫學校”和“中國醫藥研究機構”。這個議案的透過和當年“中醫條例草案”一樣，也經過三年之久。可是三年後，勝利終於歸於中醫和中醫的衛道者們。當這群封建的泡沫得勢以後，他們得意洋洋的印了一部什麼《中國醫藥復興實錄》，在“前言”裡大言不慚地寫著：
我國醫藥事業，亟需設立學校，以謀改進而圖發揚，自民國十八年起，即由醫界明達陳述利弊，奔走呼籲，所有黨國先進、海內外名流，均竭力支援，二十餘年來，先後請願建議，以至罷市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