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言行中找到依據，卻也不是沒有。夏潯當時就曾舉過孔子和墨子的例子。
所以，在遼東士林展開的這場大討論之後，雖然食古不化者還是有，但是已經為數不多，很多遼東士林中人經由此事，自己的思想看法漸漸發生了變化，經由此事，算是對遼東士林的文化和思想進行了一次大洗禮，教育界的改變，意味著整個遼東未來計程車林集團將區別於江南，獨立發展下去。
而遼東士林的影響必然在未來不斷向周邊蔓延，大明國都北遷之後，距離遼東很近，遼東士林的這種轉變，對未來的大明朝堂，也將產生無庸質疑的巨大影響。
這件事當然不可能瞞住永樂皇帝，朱棣在北京聽說此事後放聲大笑。
仔細想來，明朝皇帝打從開國太祖朱元璋起，就同文官集團不斷地做鬥爭了，朱元璋如此、朱棣也是如此，每一代皇帝莫不如此。太祖、成祖這兩位強勢皇帝還能鎮得住場子，只是越到後來，文官集團的勢力越龐大，反客為主，皇帝也得任由擺佈了。
於是有的皇帝玩世不恭，專門幹些文官們不喜歡他做的事情；有的氣得閉宮不出，用拒絕上朝來進行無聲的抗議；有的則拼命扶植宦官集團，以對抗文官集團，可惜每一種掙扎，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國朝取士，不可不用科舉，用科舉則官宦階層必然來自士林，人家的兵源永無止盡，誰能打敗他們？
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造士林才是唯一的希望。皇帝把國都北遷，強敵在側，官員們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就必須得有一定的務實態度，不可能一味活在自己心中虛構的大同世界裡面，但是這種轉變是有限的，每一代官員都大多從江南來，即便是肯轉變的，也有一個相當漫長的認識和進步的過程。
而本來的歷史上，直到明末遼東也未建立起文官政府、樹立起有別於江南計程車林勢力，皇帝無法從士林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只好選擇絕望的對抗，最終是兩敗俱傷，旁人得利。如今遼東士林的出現，和遼東士林思想意識的轉變，其意義非常重大，未來的皇帝可以從文官集團內部聽到不同的聲音，這對未來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
夏潯並不是算無遺策的聖人，這一點他也沒有想到，但是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你開闢了一條新路，隨之必然會因此衍生許多新的東西。一條路開好了，你的目的只是想讓兩座城池間交通更便利，可這一路上，自然而然就會出現酒館、客棧，新路兩旁交通要道處的鄉鎮自然而然就會演變成商賈雲集之地，久而久之，變成大城大阜。
夏潯在遼東推行文官政府、推行文教，本來只是因為遼東軍政府的統治在歷史上已經證明了是失敗的，他們鎮壓了遼東兩百多年，那兒的人依舊不曾歸心大明，把自己當成明人看待，一俟朝廷力弱，無法繼續以強大武力鎮壓，便趁勢崛起，所以夏潯另僻蹊徑，採用同化、融合手段促其歸心。
但也因此，意識形態有別於江南士林的遼東士林，因為有了這適合它獨立成長的土壤，便也隨之出現了，現在他們還很弱小，可是未來卻不然。再加上歷代大明皇帝都在同文官集團，實際上就是跟江南士林集團做鬥爭，這些倒黴的皇帝本來在士林中是絕對找不到同志的。
遼東士林的出現，將為整個士林吹來一陣新風，未來也必將被皇帝重用，引作制衡江南士林的一股力量，他們的崛起已成必然。
其實哪怕沒有夏潯今天的這一舉動，遼東士林身在其中，其思想意識早晚也會轉變，從而區別於江南。特殊的地理環境、多民族的成份構成、時刻不斷的憂患意識，是必然會促使其思想文化的進步和變化的，如今只是不用付出慘痛的代價再痛定思痛，就已提前開始了蛻變和進化而已。
朱棣聽到夏潯在遼東痛罵士林的訊息時，正聽工部尚書宋禮和僧錄司正印道衍大師向他稟報鑄造當世第一大鐘的事情。
道衍是此次隨朱棣一塊北巡的，朱棣想鑄一口當世獨一無二的大鐘掛在宮中，道衍大師和工部尚書宋禮彙集眾多能工巧匠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覆磋商終於拿出了研究方案，這口準備鑄造的大鐘高近七米，按現代的重量單位重約九萬三千斤，鐘身內外遍鑄陽文楷書佛經，估計也得有數十萬字。鍾成之後，每一敲擊，方圓百里，盡得與聞。
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一項大工程，對冶煉、鑄造諸多工藝都是一個挑戰，眾多能工巧匠反覆計算、評估，才拿出了這個方案。朱棣要鑄一口獨一無二的大鐘，一方面是要炫耀國威、宣揚實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招攬天下僧侶之心。
一部《永樂大典》，不但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