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計此三千華僑，均先後在本處司機訓練所及運輸人員訓練所分組訓練，畢業後皆分派在本處各運輸隊及廠站等擔任駕駛或技工等工作。”①
當時機工由南洋迴歸的路線主要有兩條：其一，從新加坡乘船至越南西貢然後改乘火車至雲南昆明，當時滇越鐵路尚未中斷；其二，滇緬公路搶築通車後，一部分機工先乘船抵達緬甸仰光，再沿公路達昆明。這裡需要解釋一下，為何機工要集中昆明？那是因為，他們主要的服務機構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西南運輸總處，當時就駐昆明城東大綠水河，而該機構所設機工訓練所亦設在昆明大西門外勝因寺昆明師專內，透過該訓練所的軍事訓練，是每個歸來的僑工所必須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的全民抗戰隨即爆發。隨著日軍的瘋狂進攻，國民黨正面戰場失利，中原及沿海大片國土淪喪，首都南京很快失陷，國民政府被迫遷都重慶。1937年10月，為增強實力，加速運輸美蘇等國外援軍需物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廣州成立了“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這一機構可稱得上是當時我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運輸機構。國民政府對其十分重視，該處先後幾位負責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首任主任曾養甫，繼任為宋子良（宋子文之弟），最後一任為蔣介石的表弟俞飛鵬。因考慮利用香港口岸，西南運輸總處最初設在廣州；無奈戰局急轉直下，1938年9月總處移駐昆明，直到1942年，西南運輸總處一直在昆明小東門內大綠水河租賃的房屋內辦公。1938年9月至1942年初，特別是1940年6月滇越鐵路停運後，滇緬公路成為中國抗戰後方唯一的國際通道。西南運輸總處正是仰賴這條國際運輸線——“抗戰輸血管”，才苦苦堅持了若干年。作為擁有3000餘輛貨運汽車的戰時運輸機構，西南運輸總處負責輸送的地域十分廣大，東至沿海，西南達緬甸臘戍、仰光，南至越南同登，北入重慶、瀘州。除公路運輸，該處還利用廣九、粵漢、滇越和仰光至臘戍間的國內外鐵路，以及珠江、湘江、沅江、伊洛瓦底江等水運航線，構成龐大的聯運網路。西南運輸總處設有公路、水路、鐵路三個運輸組及運輸研究、購料兩個委員會，其分支機構遍佈國內外，先後設有香港、河內、漢口、長沙、梧州、南寧、緬甸、昆明、貴陽、重慶等分處，衡陽、常德、柳州等支處。1938年秋，武漢淪陷，撤漢口分處而增設成都支處，南寧分處改為支處，緬甸分處改為仰光分處，增設新加坡、畹町分處，臘戍、八莫支處。1939年底香港分處因戰局發展無實際存在意義而遷昆明與總處合併。
西運處是中國政府主要管理戰時運輸的大型國際運輸機構，直轄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準軍事組織，故而對機工實行軍事化管理。實際上這種軍事訓練對機工將來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比如防空演習。現在還健在的一位老機工、雲南南僑機工聯誼會會長王亞六先生就曾經回憶道：遇敵機轟炸臥倒時胸部不能緊貼地面，否則就會因爆炸導致的地面強烈震動震壞心臟——這個知識就是透過訓練所得到的。
軍訓之後，機工便被分派到各運輸大隊，正式投入抗戰運輸工作。他們主要分佈在後方物資運輸線上，包括滇緬公路 、川滇公路、滇黔公路（當時稱京滇公路）。整個運輸線實行分站運輸，沿線設有若干站點，遮放、保山、下關、楚雄均設有分站，而昆明是最大的物資集散地。
南僑機工的工作異常艱苦、危險。因而有三分之二近二千餘名機工沒能看到抗戰的最後勝利，他們或因疾病、或因翻車、或遇敵機轟炸失去生命。檔案中記載最早一位犧牲的機工名叫吳再春。1939年7月1日，一隊由南洋華僑機工駕駛的車輛滿載盟軍援華的物資，從邊境小鎮遮放出發，沿蜿蜒的公路向下關駛去。不多時，天上下起了大雨，車隊在這段通車不足一年的道路上走走停停，400餘公里的里程走了10日才趕到下關。車隊卸貨後便即刻回趕，13日返至永平時，一位名叫吳再春的機工，因連續幾天的辛勞，加之惡劣氣候的影響，突然感到周身不適，懷疑得了“寒熱病”。繼續往前趕了100多公里後，車隊來到保山，此時，吳的病已轉成痢疾。隊友們將其送往西運處保山的醫院。這段日子患病的人員很多，醫院人滿為患，吳再春不能住院治療，只得在打了一針之後，隨車隊回遮放再行入院。不料，“十六日行至龍陵病勢沉重，翌晨施救不及致告病故”。為紀念這位病逝於抗戰運輸線上的愛國僑胞，同時亦是對數千名回國服務的南洋機工們愛國熱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