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真心愛他。我也要依這一根據而決定在中國的傳教士那個是好的，那個是不好的。那些愛我們信邪教的人只因為我們是人，便是好的傳教士，而他們應該留在中國。反之，那些愛我們不因我們是中國人和只是人的緣故，但卻因可憐我們或只對第三者盡責的緣故而特來拯救我們出地獄的，都應該滾出去，因為他們不特對中國無益，而對基督教也沒有好處。
第六章 遊學之年
我長成後的生活範圍太大，在此不容易盡述。約而言之，我與我妻在海外遊學那幾年是我最大的知識活動時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極幼稚時期。我倆本是一對不識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相賴，雖有勇敢冒險之精神和對於前途之信仰，然而現金甚少而生活經驗也不足。我妻的常識比我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個逐個銀元拿在手上數數，藉知我們可以再留在外國幾天，而我卻絕對不曉得我們的經濟支絀情形。我不知怎的，自信總可以過得去，到如今回想那留在外國神奇的四年，我以為我的觀念是不錯了。我們真個過得去，竟在外國留學四年之久。——那當然是要感謝德國馬克之跌價了。我們倆在社交上共同出過幾次醜，至少我個人是如此，因為直到今日我還不能記得清楚擦黃牛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擱在放麵包的小碟上的。而且我至今飲茶或喝酒之時，還錯拿別人的杯。我們有一次走進一個教授的家裡——在請帖所訂時間一星期之前——告訴那個女僕我們是被邀請赴宴會而不會趕快退步走。我倆生活合作：我妻為我洗衣服和造很好的飯食，而我則躬任洗碗碟的工作。在哈佛之時，我絕不知道大學校裡的生活，甚至未嘗看過一次哈佛與耶魯足球之戰，這是哈佛或耶魯教育之最要緊的一部分。然而我從遊Bliss Perry，lrving Babbitt，Leo Werner，von Jagemann幾位名教授，卻增長了不少真學問。卒之，我的半官費學額停止了——那半學額每月四十金元，是我在清華服務三年所博得的。由是我投車赴法國去，即在第一次大戰告終之時。
在法國青年會為華工服務之時，我儲蓄了些美國的金元，藉以可到德國去。我們先赴殷內（Jena）①，一個美麗的小市，過了一學期又轉到萊比錫大學（Leipzig），因為後者以語言學馳名之故。在那裡，我們一同上學，照舊日合作辦法共同洗衣造飯。因為我們出賣金元太早，吃了虧，所以有時逼得要變賣我妻的首飾以充日用之資。然而此舉是很值得的。外人不知道我倆是夫妻還是兄妹，因為那時我們沒有兒女。及至我妻懷孕而經費漸漸不支，乃不得不決定回國分娩。那便逼著我要在大熱天氣中為博士考試而大忙特忙了。然而那卻是我的舊玩意兒——考試求及格，我絕不恐慌，可是我妻卻有些兒心驚膽震，我們居然預定船位在考試之後兩星期即從真內亞登輪迴國。我們預定在考試完畢那一天的晚上，即行離開萊比錫，到威尼士、羅馬、拿波利等處遊歷兩星期。我仍然具有從前堅定的自信力。這一場博士論文考完，最後的口試，我由一個教授室跑到別一個教授室，至十二點鐘出來。我妻已倚閭而望。“怎麼樣啊？”她問。“合格了！”我答。她就在大街上給我一吻，雙雙並肩同到Rathaus餐室吃午餐。
『①現通譯為耶拿。』
第七章 由北平到漢口
於是我回國了，先在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英文和語言學。在萊比錫時，我已讀了許多的中國書，並努力研究中國語言學，頗有所得，因在萊比錫和柏林兩地都有很好的中國圖書館，而由後一處又可以郵借所需的書籍來應用。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用功也。
當我在北平時，身為大學教授，對於時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評，因此我恆被人視為那“異端之家”（北大）一個激烈的分子。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我是屬於後一派的。當這兩個週刊關於教育部與女子師範大學問題而發生論戰之時，真是令人驚心動魄。那裡真是一個知識界發表意見的中心，是知識界活動的園地，那一場大戰令我十分歡欣。我也加入學生的示威運動，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警察僱用一班半赤體的流氓向學生擲磚頭，以防止學生出第三院而遊行。我於是也有機會以施用我的擲棒球技術了。我以前在外國各大學所錯過的大學生生活，至是補足。那時，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極尊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