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會。劫後餘生的親骨肉相聚，謝育才悲喜交集，抱頭痛哭。由於女兒謝瑩不懂普通話，而長期在外的謝育才也忘了家鄉話，父女倆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語言，只得由梁居民當翻譯，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場的同志們淚雨紛飛。此後，謝育才將女兒謝瑩留在身邊，並於1939年送其到延安學習。他的侄女則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後遭日寇殺害。
在海南屠殺事件之後，為了儲存革命力量，中共萬寧縣委決定將一部分較為暴露的同志撤出島，謝育才接受廣東省委指示，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協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黨員幹部，他的任務完成得相當出色。
1930年初，謝育才取道香港準備回瓊崖。時值香港工人上街遊行示威，謝育才不慎被捕，審訊時他急中生智，報假名，稱自己是在上海讀書的新加坡華僑子弟，準備返滬就學。軍警找不出其餘什麼證據，遂將其“驅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謝育才來到上海後，與地下黨取得聯絡後在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黨支部工作。這年6月，上海舉行大規模的抗議“臺灣淪陷日”活動，地下黨要求全體黨團員都要積極參加，尤其是各黨支部負責人要站在隊伍前列。這是一次典型的“左”傾盲動行動，遊行示威之前各領事館周圍早已佈滿密探，只待時機一到就抓人。危險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動總指揮卻渾然不覺，時間一到，即發出行動指令，各支部黨團員便開始散發傳單，立刻有數人當場被捕。謝育才此時擔任第三街道支部負責人，雖對如此行動有意見，也只好執行命令，繼續散發傳單，隨即也被捕。此次行動造成很大損失，共有7名地下黨負責人被捕入獄。謝育才被關在一間小牢房裡，狹窄的空間擠了30餘人，生活條件的極度惡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謝育才病倒了，被送進犯人醫院，在開刀中差點送了性命。1931年4月，謝育才刑滿出獄，先後擔任紅軍福建軍區第二軍分割槽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閩粵贛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等職，為領導閩西保田鬥爭作出了特殊貢獻。
1940年lO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統一領導廣東、廣西、江西、湘南、閩西南、香港等廣大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南委書記方方，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文彬，組織部副部長郭潛，宣傳部長塗振農，秘書長姚鐸，委員王濤。11月根據南委安排，閩粵贛邊省委副書記謝育才被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1941年6月，謝育才抵達江西吉安，住省委統戰部長林鳴鳳家。7月初，到達江西省委機關所在地安福山。這時，謝育才看了前任書記郭潛寫的3年工作總結，又聽了代理書記顏福華的介紹，感到江西省委的情況非常嚴重，因為江西省委領導下的4個特委，實際上已名存實亡，省委機關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責任重大，決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組織建立健全。隔日，他隨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勳一，跟著交通員李鐵柺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後，當晚謝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館。晚8點左右，謝育才和駱奇勳分別被國民黨中統局江西省調統室行動隊密捕。他的宣傳部長駱奇勳隨後叛變。審訊中，謝育才聽特務叫他“謝書記”，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此時謝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強，職業是教員。這時，特務又說出了謝育才何時來江西、來江西幹什麼等等，謝育才知道省委機關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敵人槍桿之下的謝育才痛心疾首，可又無可奈何。
可憎的敵人這時又假借謝育才的名義，寫信給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顏福華，並誘捕了顏福華。不久，顏福華也叛變投敵。接著，江西省委機關的工作人員全部被捕，電臺臺長等也先後叛變。中共江西省委全軍覆沒。
為了對中共南委封鎖訊息，特務將在吉安的所有有可能與廣東聯絡的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全部拘捕，利用繳獲的中共地下黨的電臺，命令原中共江西省委的電臺工作人員，仍按照過去的訊號、波長、密碼，對中共南委電臺發出呼叫，企圖騙取南委的信任，與其通話。
這時的中共南委和南方局對江西省委的情況全然不知。原南方局機要科科長童小鵬在《“南委”遭破壞前後》中說：“到1942年問，江西省委所屬黨組織基本瓦解，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和絕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國民黨頑固派的摧殘，2000多名黨員被投入監獄，2000多名農村黨員被強行‘管訓’。對於這麼嚴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幾乎有大半年的時間被矇在鼓裡，毫不知情。”
對於南委的情況、聯絡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