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後，署裡傳出一條噩耗：財務科的一位女職員自殺了。我想她應該就是給東郭寫信的瘋女人。
在她的葬禮上，我看著她的黑白照片，心裡竟然意外地高興！
東郭當然也參加了這位女同事的葬禮，他雖然沒說什麼，可我從他悲傷的表情中看得出，他多少猜到了信的事。他為他不負責任的行為後悔了很久。
我想他是怪上我了，怪我對他隱瞞了信的事。他開始刻意疏遠我，無論在別人面前，還是在只有我們倆的時候，他都以“小胡”稱呼我。我完全成了他的同事。
既然這樣，我幹嘛不知趣一點？我申請了調職。
離開行動科後，我做過一段時間的新人導師，由於教學方法太過暴力——我只是習慣每節課後提問，回答不上來的傢伙必須接受處分，男的被我燒掉褲子，女的被我燒光頭髮；我始終認為我這麼做沒有錯，不然怎麼讓良莠不齊的新人在短時間內學會那麼多東西？總之後來給人舉報，我有被分到了外聯部。
外聯部是個有趣的地方，可以趁著工作的機會公費旅遊，不過在內戰年代，做國內聯絡工作可一點兒都不好玩兒。因此我申請了國際外聯使者這個職位。
我首先去了非洲，說實話，那兒更糟，二戰的後遺症還在，有些地方甚至還沒停戰，反殖民運動和內亂無處不在。我就曾親眼見到一個白人婦女走在街上，被幾個擦肩而過的黑面板壞孩子從耳朵上強扯下了金耳墜，白人婦女的耳朵頓時鮮血淋漓，那幾個壞孩子早已跑得無影無蹤。不過土著生活倒很新鮮，我在那兒學會了只穿草裙的狩獵舞，還讓那兒的土著人用我從沒見過的巫術幫我治療了頸椎痛和感冒。
幾個月之後，我輾轉回到亞洲，在印度呆過一段時間。那兒真得就像周超所說；“髒的可以”。人們在鋪滿油膩和無垢的巷子裡用冷水露天洗澡，赤著腳踩在那些骯髒的地面上，眼看著從身上淌下的汙水在腳底匯聚成一個個浮著油花的、泥黃色的小漩渦，然後這些汙水一股腦兒地流入旁邊生鏽的、掛著殘羹剩飯的鐵篦子。慶幸的是，姑娘們都很漂亮。我還在恆河邊親眼目睹了幾年一次的大壺節。苦行僧們簇擁著花車，浩浩蕩蕩地遊行，展示各自的修行成果。當地人管這些苦行僧叫“巴巴”，巴巴當中有極少數的神蹟，而絕大多數都是些嚮往神明的普通人。
不多久，我又去了菲律賓，說真的，那兒還不如印度，無論貧民還是富豪，無一不吸毒，連神蹟也不例外。我還記得我是這麼離開那兒的：有一天中午，我走在街上，看到一群當地男人圍住一個十五六歲的當地姑娘；我知道他們想幹嗎，所以上去阻止了他們；結果被當局扣押的人竟是我，他們控告我擾亂治安？！我承認我痛扁了那些傢伙，其中一個還因我而灰飛煙滅，可該認罪的究竟是誰？！三天後，菲律賓神蹟管理總署的人把我弄了出去，他們對我說：“我們很抱歉發生了誤會，但我們也無能為力。”然後他們在我的工作日誌上按下一個帶表我已經在此完成工作的公章，把我送出了國門。
我奔波了兩年多，來到歐洲。
真高興在那兒接待我的是老朋友查德？賴斯。他還是一身信徒的黑色裝扮，讓我忍不住想起同樣喜歡穿黑色衣服的東郭。
“你真不該在邊界時對我撒手不管！”
明知一見面就怨恨對方不對，我還是這麼做了。因為我不想重蹈覆轍。
查理抱住我，笑笑：“我很抱歉，我的小朋友！那時候我別無選擇，因為大約一百年前，我就認識博遠了，還有一位血族，叫作第五中宮。”
“可、可我不是你的朋友嗎？！”
“你當然是！不過原則在先！而且我不認為我把你交給他有什麼不對。就我所知，你的確屬於他，不是嗎？”
我想反駁我不屬於任何人！然而在內心深處，的確如查理所說：我希望我只屬於東郭，他也只能屬於我。我便沒有說話。
查理是個好夥伴，帶我參觀了他認為必須觀看的各個地方，包括集中營和收容所。在一些等待遣返的戰俘和難民中，竟然混雜著一些低階別的神蹟，這讓我很是震驚。
他說，世界各地都有神蹟對希特勒提出控訴，世界神蹟組織——現在的聯合國世界神蹟組指揮中央，才不得不派人對各地的戰況動些小手腳，確保了正義方的勝利；而希特勒和情婦的死亡，其實是神蹟界所為。當地神蹟審判組對兩人實施死刑後，把他們偽裝成了自殺，為的僅是躲避凡人的耳目。
查理還陪著我溫顧了多年前我住的兩個地方，那座高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