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不久，關東軍即丟擲“治安第一主義”。無論北進蘇聯，還是西犯華北，它都必須把治安放在首位，把個安穩的東北拿在手裡。對於大規模的義勇軍比較好辦，通常是兩翼迂迴，飛機、大炮一通轟炸，正面一攻，就解決問題了。可面對到處都是、四處出擊、打了就跑的小股義勇軍，就有些蒙，找不著北——用當年老人的話講，叫“抓瞎了”。
開頭，自以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幾十個人，甚至十幾個人也敢出城，結果到處捱打，有時連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隊行軍，這一槍，那一槍，只聞槍聲，只見傷人，不知道對手在哪裡。隨著兵力增加，日軍戰術也不斷變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後“討伐”，多則兩三個月，少則幾個星期，搜山溝，見影兒就追，見道就鑽，常中埋伏。之後，一是不受季節限制，特別是從秋至春的樹葉開門時期，經常連續不斷地“討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訊聯絡，把住重點村屯和交通要道，發現對手即行追擊、包圍，不拘地區窮追猛打。以上為所謂“治標”，即軍事“討伐”。三是建立“集團部落”，推行保甲連坐，組織偽自衛團，修築警備道路，架設警備通訊網，收繳民槍，進行經濟封鎖，即所謂“治本”。其中最陰險、毒辣，也是對抗聯危害最甚、堪稱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並村，大搞“集團部落”，實行“民匪分離”，製造無人區。
筆者上個世紀採訪到的八十歲左右的鄉間老人，嘮起當年，常掛嘴上的一句話就是：“到哪兒都能刨兩垧地。”就是這種魅力，吸引著一代代闖關東的人們。無論是被稱做“大界”的平原，還是山邊、山溝，大都為山東人的移民，這一家，那幾戶，過著一種遠離塵世的日子。1935年10月15日《胡仁給中共吉東特委的報告信（第四號）》中說：“農民皆散居於各山溝裡，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處很少，雖有火車路（寧、密）及汽車路（林口至梨樹鎮，林口至勃利縣）也不能使農民集居於一處。”而1937年5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最近滿洲國的治安》中說：“在習慣於舊軍閥苛斂殊求的山裡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經建立滿洲國和不知官憲恩惠的人們，這種民眾和匪賊很和睦，把匪賊作為自己人，將討伐隊的行動等傳告匪賊。”之前的1935年12月《關東軍參謀部關於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肅正工作概況》中，則說：“民眾對匪賊之認識是極為良好的，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有不共戴天之仇。”
對於這些“零落如早星”的農家，就是鬍子也不會輕易騷擾的。一是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搶，二是離不開這些人，起碼到那兒可以歇歇腳，吃頓飯。而從游擊隊到抗聯，能夠不斷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所到之處都有人家、群眾。
1933年春，偽磐石縣參事官荒谷千次和偽額穆縣參事官蛸井元義等人，向偽滿民政部建議設立“集團部落”，當年即在磐石縣試行，第二年又在額穆、敦化、樺甸等縣實行。同年12月3日，偽滿民政部發布969號《關於建立集團部落訓令》，遂在東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謂“集團部落”，就是將平原和山區零散居民強行驅趕至一處居住。“一個部落以收容八十戶至一百戶（四百至五百炫）為宜。這對於警備和經營都有利，如六七十戶以下，居民自衛力量不足；二百戶以上，則統治上又有困難。”部落面積，“建成周圍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長方形為宜”。“建設位置：匪賊時常經過或物資供給地等重要警備線上；（2）經濟資源豐富的地方；（3）易於警戒和自衛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較乾燥的地方。”“建設次序：建立鐵絲網、土牆和炮臺；（2）建造公共建築物（部落辦公室、自衛團室）和偽裝房屋；（3）建築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屬建築物。”
部落內常駐日偽軍警備隊，或偽警察派出所，還組建偽自衛團，凡青壯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員，站崗、巡邏。部落有電話，部落間修築警備道路，一處遇襲，附近部落日偽軍和偽自衛團都來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長和正副自衛團長，部落長兼保甲長，實行保甲連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個大門，居民外出種地、打柴要登記，攜帶物資要檢查，以防流入“匪賊”之手。太陽落山，大門緊閉，回來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盤查。有親戚朋友來了，從哪兒來，幹什麼，住幾天，報告、登記，還得有保人。
這種統治就讓人想到堡壘、集中營——用當年黑土地人的話講，叫“圍子”、“人圈”。
吉林地區的磐石、額穆、樺甸、永吉、舒蘭及敦化6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