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抗日聯軍處在極端孤立和危險的狀態。我們認為：最近沒得到我們上級機關的極力幫助的話，那麼，下江一帶的革命軍沒有進步的希望了。
從游擊隊到抗聯，各軍無不受到“北方會議”、“1·26”指示信，以及後面將要寫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變化的影響，各自經歷的坎坷、磨難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饒河游擊隊這樣，開頭幾乎清一色朝鮮（族）人的隊伍，由於地域、領導人的差異，也各不相同。而由4軍2師改編的7軍，與4軍的差異就更大了，卻也同樣到了不整頓不行的時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寶清縣大葉子溝密營整頓完4軍，月底又以吉東特委代表身份來到饒河縣十八垧地，召開了下江特委擴大會議，著手整頓7軍。
會議開了5天，透過了《下江特委擴大會議決議案》，決定改選下江特委，改選了7軍黨委執委，並改選了7軍領導。由李學福任軍長，崔石泉任參謀長兼代理軍長，鄭魯巖為政治部主任，同時調換了一批師團幹部。
4軍整頓相當成功，7軍則不然。因為4軍的問題比較單純，偏居饒河一隅的7軍這個“閨秀”，原本就鮮為人知，問題也就複雜得多。更重要的是原來的幫派體系仍然存在，這種體系原本就是難以消除的，除非在軍與軍之間進行幹部調換。而且鄭魯巖當了政治部主任，會議決議取消軍事幹部的專權，無形中又增大了他的許可權，這個模樣文質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東省委三人團對抗聯七軍黨特委的工作檢查》中說：
目前成為七軍最大障礙者，厥為幹部中間的意見分歧。有些同志仍儲存著個人之成見，驕縱、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發生聯絡，互相猜疑、嫉恨，以怨報怨，脫離組織原則，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應一律肅清之！
單立志老人說，徐鳳山是1939年6月被鄭魯巖下令殺害的。一位上個世紀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執行，他不幹，被批評，流著眼淚執行的，回來後大哭一場。
曾任饒河中心縣委書記、當時為7軍經濟部長、2路軍總部交通站虎饒站主任的徐鳳山，罪名是“民生團”。
與東滿、湯原不同的是，7軍並未掀起大規模的反“民生團”運動，而且被殺害的還有漢族人，比如景樂亭、畢玉民、王貴祥等等。
這叫“內部處理”。
畢玉民，1909年生於山東省萊蕪縣，中學畢業，1931年在虎林縣吉祥鎮入黨，先後任虎林區委委員、縣委委員、7軍副官長、虎林辦事處主任和補充團政委，1938年9月被鄭魯巖指使人殺害，罪名是“與七軍對立和不服從領導搞分裂”。
離休前為遼寧省蓋州市農業機械廠黨委副書記的王雲慶老人，除了抗戰打鬼子，這輩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機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新中國成立後最早的一批拖拉機操作、維修人員，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個頭，頭髮斑白，滿臉皺紋，樸實、文雅，用放大鏡看完我的文職幹部證，說：你想了解抗聯的事吧？找我採訪的人，沒別的事。
老人1923年生於山東省海陽縣，還不記事時一家人闖關東，來到虎林縣義和鄉同和村。1935年參加饒河民眾反日遊擊大隊，1938年初給畢玉民當警衛員。
老人說：
畢玉民大高個，文化挺高，還會武術，一人來高的牆，跑幾步，一按牆頭就過去了。這人爽快，有主意，還和氣，能逗樂，我給他當半年警衛員，沒有愁的時候。現在都叫“警衛員”，那時叫“傳令兵”、“勤務兵”，還有叫“護兵”的。他走到哪我跟著，倒是他經常護著我、伺候我。那年我還不到十五歲，長的也小，爺倆似的。
第一次跟敵人交手，是抓兩個朝鮮族特務。那時朝鮮族人兩極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當走狗。那時日本人對鐵路看得緊，南滿我不知道，北滿的火車司機幾乎都是朝鮮族，信得過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過來兩個人，他一遞眼色，我就知道有情況。我們倆各有一支擼子，揣在兜裡，他還有支左輪，撞針壞了，揹著，在屁股上拍打著。走到跟前，特務一下子掏出槍對準我們，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輪。我還沒反應過來，“當”的一槍，一個特務倒了，另一個的槍到了畢玉民手裡。特務拿支左輪扣不響，畢玉民說那個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東腔，不緊不慢，臉上還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帶我的時候不多，“過蘇聯”都是獨往獨來——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