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柏甸子和三道溝，以前能賣貨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現在只能賣八九元錢。再加上最近滿軍駐屯較多，多少也要買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資缺乏。
輝南縣——
連大地主都幾乎處於破產的狀態。
作為“治本”的中心環節，“洗大溝”、歸大屯是柄雙刃劍，在使抗日武裝受到極大傷害、難以立足的同時，也使“滿洲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農村經濟進一步破產。
而對於這一切，日偽當局心頭明鏡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門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調查報告》中說：
此項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擊。
寧使農村破產也要把匪民分離工作貫徹到底。
“九一八”事變，兵荒馬亂，“遍地起鬍子”，到處是難民。沒帶著金銀細軟逃難的種糧大戶，以及沒有金銀細軟也就沒有什麼財產無須逃難的莊稼人，也都知道這不是種莊稼的年頭，種上幾畝地，弄點餬口糧就行了。因為無論你下多大的力氣，也無論老天爺給你個多麼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蟲般來來往往的隊伍，他們在土地上已經播種不出希望了。
戰亂使莊稼人難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園荒蕪，產量銳減。而在那些暫時還未被戰亂波及的北滿、吉東的偏遠地區，糧食，特別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銷往蘇聯。就在筆者寫著這些文字時，富饒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稱做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糧囤子、菜籃子、肉盒子。這回侵略者把這條路堵死了，連全副武裝的日本人輕易都不敢離開縣城，又有誰有本事把糧食銷往內地？豐收了，莊稼人也只能瞅著糧食發愁、發黴。
接下來的劫難，就是“洗大溝”、歸大屯了。
莊稼人星散在這溝那岔裡，與世隔絕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種自然選擇，有其合理性和優越性。一是山裡土地多屬無主，開墾了就是自己的。只要捨得力氣，年復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熱炕頭上，就會有個種糧大戶的美夢。二是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人力和勞動成本。以房屋為中心，出門就是地，春種夏鋤秋收，拿起傢什就幹。這對於沒有車馬，從送糞到收穫全憑人力的莊稼院，實在是得天獨厚的地利和最佳選擇，所謂“醜妻近地家中寶”也。三是山裡是座寶庫，一年四季都能收穫野菜、草藥、木耳、野果等山貨。冬天還可打獵，東北到處都是“夾皮溝”，一張黃鼠狼皮能換20公斤小米，等於冬天也種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文人的閒話，甚至就是一種想象。莊稼人講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著鋤頭回家吃早飯的光景了。可是，歸屯後真就變成現實了。太陽挺高了，用莊稼人嘲笑懶漢的話是“日頭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門才開啟。未等太陽卡山，就得再走上幾公里往回趕，因為太陽卡山那大門就要關上了，就進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偽首都警備司令部發布命令，縣城附近3裡以內，集鎮2裡內，鐵路、公路兩側1裡內，嚴禁種植高粱、包米一類高棵作物。這個命令很快推廣到東北各地，但是影響不大，因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歸屯後丟棄的大量耕地呢？沒有警察署發的出入證，誰也不能去到那裡，因為那裡是無人區，即“匪區”。
據《滿洲評論》第8卷23號載，在“集團部落”尚未全面鋪開的1935年春，偽奉天省“全省28個縣中，糧食有剩餘的僅不過8縣，勉強能自給的有9縣，其餘的11縣幾乎全都是糧食困難，需要救濟的”。
而在歸大屯已經基本結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縣長副縣長會議諮問事項答申錄》中說：“本縣（指興京縣——筆者）耕作地84萬畝，所以人口激減，不能完全耕種。1937年僅耕種39萬畝，剩餘45萬畝為廢耕地，雜草叢生。”
新中國叫“出民工”，舊中國叫“出官工”，“滿洲國”也叫“出官工”。歸屯後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團部落”，緊接著是修警備道和架設警備電話線。這“集團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周圍部落的距離，或日軍，或偽軍，或單純由偽自衛團防守，是精心謀劃並聯為一體的。一處遇襲，電話報警，其他部落敵人即來增援。這修警備道和架設警備電話線的工程量，並不比修建“集團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時讓你“出探”，即進山探尋抗日武裝的蹤跡。“討伐”了，組織運輸隊，官名“勤奉隊”，老百姓叫“背背”，給進山“討伐”的敵人背給養。“勤奉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