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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絕。”我看著他，我說這句話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來，“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會這樣說的前提下，決定來見你的——我在當時就應該勸動你出國。”
當時是1934年，納粹上臺後開始清算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魏瑪分子，即使在輿論寬鬆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離職，因為發現陰極射線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勒納德教授操縱了這裡，把校園輿論導向種族主義，很多城市爆發焚燒非日耳曼書籍的運動，在學校，猶太學生遭受排擠乃至毆打。“這個國家已經瘋了，”那時他念大二，大學生活剛剛走上正軌，“來論證一下，於公於私我們都不該留在這裡。”
那時開始，德國走向極權的深淵，軍國路線和克虜伯的軍工業，妖魔化的猶太形象，作為少數族裔的猶太人執掌德國金融界的事實，沉重的經濟危機和失業的狂熱分子，大量湧入的東歐群氓，孤懸國外的東普魯士，納粹以瘋狂的方式讓幾個勢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國，先天的罪惡變成累累罪行。
我們都是一流大學的佼佼者，理當在學術上有所追求。但那時學者離散四方或臣服於政黨，戰爭造成的緊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學術根底因之潰爛。“我們留在這裡，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國。”我的朋友敲著桌子大聲說道。
“但是，我們應該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總得選擇一個國籍，你在法國或英國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學者，但是最頂尖的化學系、半數以上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在德國，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學教育。”
在這個故事裡，我們不像真實經歷裡那樣爭執得面紅耳赤。後來我的朋友憑藉斯特拉斯堡的交換機會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國，按部就班成為博士，然後進入法本的科研所。每個科研所都有納粹分子，但德國畢竟收復了萊茵河西岸和薩爾，進入但澤，將東普魯士的飛地連成一片。
我該去哪裡，幾年後轟炸不停的黑夜裡，這個問題又擺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無論第二帝國、魏瑪共和國還是第三帝國，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聯，西邊的國家都覬覦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發的是合成燃料，當盟軍的高爆彈把威斯特法倫或薩克森連片的城市化為灰燼，怎能不希望德國的飛機能有足夠的燃油起飛。
於是到了戰爭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維希港。這裡是供給燃油的重鎮，法本的一家大廠日夜吞雲吐霧，合成汽油是鋼鐵機械的化學食糧。作為工程師而不是帝國的反諜人員，我在這裡逡巡。兩年以來，路德維希港遭受的空襲不下六百次，工廠使用集中營的關押者作為勞工，當泛著火光的蒸餾塔傾倒時，工廠裡血肉橫飛。我該選擇哪一方，在前線過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還是集中營的囚徒？前者也是無罪的，而設計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產流程是我的職守。
於是，那位化學工程師因為支援戰爭，現在被軟禁在這棟小樓裡。無論我選擇哪條路，結果都無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國的不久後德軍也開到那裡，他的學業同樣無法維繼，直到戰爭結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歸大學。
我們該去哪呢，五年以來，最好的年華消耗在戰火裡。
於是那位化學家揚起臉：“我遺漏了一段：德軍所有的甲醇和潤滑油、大部分炸藥和合成燃油都來自法本，在納粹上臺前，它就為希特勒提供了十分之一的競選經費。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離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時間先後並不影響我的選擇。”我對他說了最後的話，我的摯友的身影變得模糊，我所設想的對話方開始緘默。
故事講完了。在真實的世界裡，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憑，放棄深造而成為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的一員。操縱海德堡的那位勒納德教授引薦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學顧問。那時，我對擴軍的真實目的或舊普魯士貴族的虛榮一無所知，自認能以優秀學生畢業，就能成為優秀的軍人。
我在二十出頭的年紀度過一段充實的大學時光，海德堡的開明氛圍允許我崇慕各種主義，我選擇了唯一的意志。當我離開實驗室，把結項報告交到導師手裡時，他惋惜的話語沒有說完，我的摯友擺出一副要對我大動手術的外科醫師的架勢。人生有多種可能，現在三十歲的我身披死囚的紅馬甲，在戰犯監獄裡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歸。
“我是在猜到你會這樣說的前提下，決定來見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