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告別了施洛斯小徑，回到河對岸的哲人路上。路的另一端是勒納德物理所，那裡不再傳授“猶太物理學”，哪怕勒納德先生的實驗曾經為量子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我向他請求一份推薦信，他很爽快地簽了字，後來我成為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的成員。
在哲人路通向內卡河的一段，我與我的朋友激烈爭吵。
這條是非不斷的道路曾經是機械主義的聖地，從黑格爾到勒納德無不皆然。我在這條路上去而復返，是否也印證了我思維的膚淺？
今日我為當時的選擇而慚顏，時過境遷後面對離別造成生命的乾涸，我對這個決定多了一分歉意。當時業師沒有和我辯論，像我們在化學上的論爭那樣使用“你”而不是“您”地針鋒相對。或許在納粹上臺三年後，他對這個國家和跟隨國家而去的年輕人心灰意冷，我曾經是他最後一個離家出走的孩子。
四十年代初我從校友會上得知卡爾？博施工程師逝世的訊息。他沒有回到故鄉，也沒有前往使他揚名天下的路德維希港，德國和法本化工早已不是他所深愛的樣子，他安葬在學林秀麗的海德堡，內卡河對岸的山坡與哲人路遙相對峙。
1947年12月18日
☆、一封信
【原文】
幾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的朋友，驚悉你在蘭斯貝格吃好住好，又提筆作文表達向死情緒，吾心甚慰。隨附一本購於海牙的同題作文，期見。克里斯托弗。”包裹裡躺著一冊小開本的《獄中書簡》，作者朋霍費爾神父也算舊識。
往來戰犯監獄和外部世界的書信要經過一道審查，我在帝國稽核書報，如今有此際遇，也算報應不爽。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以一貫作風用了假名，但審查者會知道我有一位對我的死亡毫不仁慈的密友，隔著一道佈滿鐵絲網的高牆識破我的想法。我回想他略帶囂張的笑容，設想他要對我說什麼。
“歲月徒長，自斯特拉斯堡一別後又是三年，令我們對立的世界已經不在，而你自詡得到了終局。”憑藉多年熟識我肆意想象他的語言。1944年在阿爾薩斯我們交過一次手。那時法國游擊隊搶在盟軍前佔領斯特拉斯堡（攻佔斯特拉斯堡的是法國第二裝甲師，不知為何作者會將這支正規軍與游擊隊搞混——編者注），德軍後退至齊格飛牆一帶，我從瑟堡潛行回國，生硬的法語沒能瞞過逡巡的游擊隊。他出現了，對他的同夥宣稱我是他的一位波蘭同志，“跟我走。”
那是個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陰天，北大西洋上吹來的烏雲壓在平曠的荒地上，一輛破雪鐵龍在迂迴的小路上行駛。“把東西交出來。”他扶著方向盤直視前方，我摸出一把槍。“還有。”
我走陸路回國是因為海路漫長，而我身攜重要情報，這瞞不過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絕。
“戰爭結束了，加蘭中校，”他嘆了口氣，操起清晰的漢諾威音，“但我們還有共同的敵人美利堅。”
那是他的祖國留給他的口音。這條路偏離了通往杜塞爾多夫的幹道，或許導向一片適合秘密處刑的荒地。“我應該慶幸是你們接管了阿爾薩斯，時機恰當時我願意見你們的指揮官，但不是現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學？”他愜意地笑起來。
法國游擊隊阿爾薩斯—洛林旅旅長馬爾羅曾是一名作家，據此實在有理由說，諾曼底後德軍回到齊格飛牆只是戰略性撤退。馬爾羅是否也像其他法國游擊隊長一樣抽英國煙，滿口“丘吉爾大爺”？是的。而我讀過的法國文學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們談什麼？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擊隊長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開外的索邦大學猶太裔教授，因為伏擊德軍而被捕。我從蓋世太保手裡接過這樁案子，在簡陋的審訊室裡和他對面而坐。
“如果您答應此後不再進行類似活動，我可以保證……”
“不。”
他抬起一雙睜的很大的眼睛，裡頭寫滿“你這個種族主義狂徒”。我們對峙著，衣冠楚楚的納粹軍官和襤褸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這個後生面前強調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況可以作為間諜案處理，那樣就有交換的機會。”我試圖推進話題。里昂扼守法國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義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羅陀和地中海。但游擊隊遏制了德軍的方略，於是他被捕了，但解決問題不僅有殺人一個辦法。
“不。”
“為什麼？”
“我不會跟你們，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