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它與三處合作負責書報審查，但主要職責是從報刊上獲取情報。RSHA的建立時間很短，資訊往往滯後於媒體。二組是個典型的文職部門，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軍事化特徵一直延續到日後的六處。
6、我本人曾是警衛旗的軍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學於海德堡；E科科長施倫堡則是馬爾堡的學士；日後成為六處S科科長的斯科爾茲內是一名特種兵，但他也擁有大學學位。餘者請詳參庭審記錄，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頭銜。
7、1940年5月法蘭西戰役期間，我跟隨軍隊前進，其後參與組建RSHA的法蘭西分部。隨後我在國防軍總參學習，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戰役開始。
8、六處的巴黎分部設於福煦大街，那裡的確是巴黎的富人區，但選址依據是這個街區的良好治安和建築的私密性，以及與當時仍然生活於此的法國鄰里的和睦關係。關於進佔巴黎後六處獲得的財產：巴黎分部徵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樓，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尋覓。附帶一提，當時六處處長為海因茨？約斯特，施倫堡是在次年6月繼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間我正在入職培訓，與施倫堡的共事是9月後開始的，職責與許可權已如前述。具體參與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參與了RSHA進駐捷克的行動，是年年底負責對國防軍反對派的調查。對於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發事件。時任四處E科（主管國內反對者）科長的施倫堡間或會被授命一些國外任務，這是因為國內反對者大半與德國的敵國相聯絡。1939年9月間，我在明斯特辦理一樁國防軍將領裡通外國的案件，施倫堡在附近的杜塞爾多夫。他曾問及這個案件的細節，並要去了幾套國防軍軍裝。文洛事件中他以“國防軍總參軍官夏梅爾”的假身份贏得英國間諜的信任，但據我推測，逮捕他們並非施倫堡本人的意願。
3、只需要一些邏輯便發現這一點。人們很容易認為臥底是叛徒或賣國賊，但他的實質功能更類於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報，才能換得情報，這恰恰是雙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實是，直到次年不列顛戰役開始前，施倫堡仍在設法把手下最優秀的臥底間諜派往英國；我也曾耳聞海德里希對施倫堡與英國人過於頻繁的交往的批評。那麼既然他希望與英方增進往來，逮捕文洛的兩位軍情五處高層就無異於作繭自縛。
4、我在文洛事件後獲得了一枚二級鐵十字，這是因為我提供的關於國防軍反對派的資訊使施倫堡取得了英國人的信任。這些資訊是在此前的國防軍謀反案中取得的。
5、我並不知曉被抓獲的兩位軍情五處高官下落如何。不過1943年時我與因為“黑色樂隊”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神父交談過，略知他在獄中的情形：彼時他正與同在獄中的白斯特過從甚密。“黑色樂隊”大體上是親英的，不過一位身陷囚牢的前軍情五處官員與業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對派明目張膽地往來，可見二者的觸角遠未限於牢獄之中。
6、關於朋霍費爾、白斯特，或“黑色樂隊”。從1939年開始，RSHA已經對“黑色樂隊”瞭如指掌，1939年9月我辦的案子即針對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當時已知道他與英國聯絡的細節。正是這些證據使施倫堡成功假扮了夏梅爾。不過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職，其後又復任國防軍高層軍官。這是施倫堡的直屬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張。把文洛抓獲的間諜投入集中營，是希特勒獨裁的體現。
三
1、從1939年9月涉及國防軍密謀案開始，我就與藏有眾多“黑色樂隊”成員的國防軍分不開了。1942年後我成為RSHA六處與東線外軍處的聯絡人，期間涉及了東線情報工作。
2、齊柏林飛艇計劃是在1942年末開始的，這年7月，我出任六處在東線外軍處的聯絡人，此後對總局的事務知之寥寥，關於飛艇計劃也僅止於耳聞。
3、就我所知，飛艇計劃開始時，德國在東線已經轉攻為守，不過一年前的快速推進中捕獲了大量蘇軍俘虜，此時正直動搖期。我聽到一些訊息源並不明瞭的傳言，飛艇計劃是從戰俘營裡尋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讓他們回到蘇聯，從事反對斯大林政府的活動。
3、很多集中營也兼做戰俘營，當時人們不知道那裡也關押猶太人，今天則以為它是專為猶太人而造。
4、飛艇計劃的具體活動已經超出了我的許可權。即使它不涉及保密條款，每個部門也都竭力保護自己的權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