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阿Q正傳》、《李秀成之死》、《鐵甲列車》、《帶槍的人》、《中秋》、《慳吝人》、《偽君子》、《北京人》、《抓壯丁》、《馬門教授》、《新木馬計》等；京劇則有《打漁殺家》、《四進士》、《法門寺》、《武家坡》、《群英會》、《空城計》、《宋江》、《玉堂春》、《奇雙會》、《六月雪》、《梅龍鎮》等。這些大戲都是名著佳作，把在戰時延安社會中平常沒有或少見的人物，連同新穎的服裝、舞臺燈光、佈景等等，五光十色，帶給了延安的軍民觀眾，開啟了他們的眼界，這是很好的，難怪當時有些介紹文章要說‘觀眾踴躍’。”（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丁玲在這裡提到的這些篇目當然很不完全，僅魯藝演出的劇目中，除上面已經提到的之外，國外的還有《婚事》、《求婚》、《蠢貨》、《紀念日》等，反映現實生活的多幕劇有《佃戶》、《中秋》，此外還有好幾個獨幕劇。
可以說，魯藝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這兩年的工作是有成績的，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作了有益的準備，培養了人才，鍛鍊了隊伍。缺點和不足是在實踐過程中，有些同志片面注重提高而忽視普及，看不起民間文藝，不願做“突擊性”的工作，認為這只是“為完成政治任務”，在藝術上沒有價值，突出表現為沉浸於西洋古典作品之中，熱衷於搞大作�